从亚特兰大附近的高中毕业的当天，我就开始挖水沟的暑期工作，以便为读大学存钱。我们一起做工的是四个身强力壮的黑人和我，一个瘦小的白人男孩。白人工头放下我们之后，将他的卡车停在不远处的树荫之下，点燃一根香烟，开始读报上的体育专栏。虽然我们开始工作时太阳刚刚升起，空气已经又热又闷了。
　　我兴致勃勃地挖着，带着节奏地把尖锹推入地里，用脚踏在金属的边沿上来回摇动，松了土以后，再飕、飕、飕地把土扬到几尺开外的土堆上。四个黑人围在四周，吃惊地看着这疾风骤雨一般的动作，好像我发明了一种新的陌生体育项目似的。最后，他们当中的一个人对我说：“孩子，你这是自己毁自己呀，你坚持不到喝水的时辰的。看我的。”他把铁锹推进土里，踏上一只脚，然后停顿片刻，吸一口烟，靠在锹把上。过了一、两分钟以后，他再若无其事地把土扬到我堆起的那堆土上面。其他三个人也都是这样。
　　急于在第一天在工头面前有所表现，我选择了在他们和我的速度之间取个折衷。十点钟喝水的时候，我清清楚楚地知道了我的老师们是对的。我的Ｔ恤衫被汗湿透了，发出乔治亚红土的味道。我的脚关节受了伤，我的肩膀好像被职业摔跤选手上上下下跳过，我的背好像老人的背那么痛。我驼着背走到卡车那里取水。
　　我们在卡车后面排好队，轮流从一个在烈日下整整晒了一上午的金属容器里领水，那水比当时的高温还要热。一个敲扁了的锡制杯子挂在水罐旁的铁链子上，大家排着班儿喝那里的水。突然，工头从他的后视镜里瞟到我：“孩子，你在干嘛？”他说，“到这儿来。”
　　我来到卡车的驾驶室报道。“进来，”他以厌恶的口吻说道，“你不应该喝那玩意儿，那是给黑人的！看这儿，我给咱们带了一些。”他打开玻璃条的热水瓶的盖子，将冰水倒进纸杯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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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是一九四九年在乔治亚的亚特兰大出生的，比最高法院做出有利于学校合并的裁决早了五年，比强令餐馆和旅馆向所有人种提供服务的人权法案早了十五年，比国会保证少数族裔的选举权早了十六年。那时的加油站挂着三种不同牌子的厕所：白种男人，白种女人，有色人。百货商店供应两种饮用水：白人的和有色人的。许多博物馆每周保留一天给有色人，其它时间他们不得入内。当我在亚特兰大乘坐公共汽车时，劳工男女要自动坐在车的后面，如果白人乘客想要的话，法律要求他们让出座位。在隔壁的阿拉巴马，黑人必须从前门进车，向司机买票，然后下车，从外面走到后门。没良心的司机有时候提前关起后门，把车开走，撂下已经付了车票的黑人乘客。
　　我的祖父给我们讲过以前的故事。那时候他的祖父有一个满了奴隶的大种植园，解放黑奴之后，他们当中的很多人都姓了“杨西”。有时候我们从电话簿找黑杨西的时候，只能用他们的字。他十几岁的时候经历了一九零六年的种族暴动，愤怒的白人在听到一桩性骚扰的传闻之后，用私刑处罚了将近五十名黑人，他曾经看见悬吊在电线杆上的尸首。他常常带着我爸爸和叔叔们到退伍军人同盟会，在那里听老人们回忆“北方佬的侵略战争”，他们对南北的称呼。（在法院强制学校合并以后，一个叔叔举家搬迁到澳大利亚去了。）每个圣诞节，当我们在祖父家大吃蔬菜、土豆泥、面包、火腿和火鸡的南方圣诞宴席的时候，我祖父汽车车身修理场的黑人雇员们则站在后门敲门，忐忑不安地在那里等候，直到祖父把几个小银币丢在他们手里，作为圣诞节的奖赏。
　　我们生活在隔离的状态之下。虽然在亚特兰大居住的黑人几乎和白人一样多，我们却是在不同的餐馆吃饭，在不同的公园里玩耍，上不同的学校和教堂。有时候我会看到这样的牌子：“有色人与狗不得入内”。按照法律，黑人不能担任陪审团员，不能送孩子上白人的学校，不能上只允许白人使用的厕所，不能在白人的游泳池里游泳。（由于阿拉巴马的酒店不为黑人提供服务，马丁路德·金的新婚之夜是在一个最接近公共设施的地方，他家族的一个朋友的殡仪馆里的客厅渡过的。）
　　一九五五年，我们的州长呼吁应邀参加糖杯决赛（美国大学橄揽球一项传统比赛）的乔治亚理工学院放弃比赛，因为他得知对手匹兹堡大学球队里有一名黑人预备球员。当一位大学教授申请密西西比大学从而可以成为第一位黑人学生的时候，当局责令他到州立精神病院去，因为他们相信只有发了疯的黑人才想上那儿去。
　　当我还是孩子的时候，我从来没有怀疑过我们的生活制度，因为大家都是这样。毕竟我们教会有一位名叫李斯特·马多克斯的到访者，他偶尔到我们这里，有时也在弟兄聚会上发言。马多克斯没有读完高中就缀学了，开了一家皮克瑞可炸鸡店。他每个礼拜在亚特兰大的报纸上刊登广告，攻击政府试图剥夺他的财产权。当政府坚持他必须为黑人顾客服务以后，一群人到他的餐馆来尝试新的权力的时候，马多克斯挥舞着．32口径的手枪和挥舞着斧头把的他的常客们一起把这些人赶跑。之后他关闭了他的餐馆以示抗议，刊登更加激烈的广告，又开了一座免费的纪念死者的博物馆。我曾经到那里参观过。在轻柔的哀乐声中，我们这些哀恸的人排着队缓缓经过一个黑色的灵柩，里面放置的是一本美国人权法案。
　　马多克斯的博物馆出售类似警察用来殴打人权示威群众的警棍的纪念品，那是用鹤嘴锄把制成的，有爸爸、妈妈和小孩三种型号，我用送报纸的钱买了一把小号的，看上去像警棍，放在壁橱里。(马多克斯，南方白人英雄，一九六七年成了乔治亚的州长，后来由于竞选失败，担任了副州长，后来又从那个位置代表美国独立党竞选一九七二的美国总统。）
　　黑人给予我们鄙视、嘲笑和感觉高人一等的对象。因为房租涨价，我们家每隔一、两年就搬一次家，有时住在政府提供的住宅里，有时住在公园内的拖车活动房里。在社会学里，我们属于“贫困的白人垃圾”，但是至少我们还是白人。
　　当今天的历史学者回头看五十年代和六十年代的南方时，他们声称那是社会变革的成熟期。这在于你怎么看问题。在我的家庭、朋友、邻居、以及教会里，那个时期是最不成熟的。我们认为自己遭到围攻，整个生活方式都受到外来煽动者的威胁。
　　当我们的校长在广播里宣告约翰·Ｆ·肯尼迪总统遇刺的时候，我们学校的一些高中同学起立欢呼。因着总统提出人权法案，支持动用联邦军队迫使密西西比大学接受第一个黑人学生詹姆斯·马尔第斯，他成了我们这些在舒适的小圈子里的种族歧视分子所不能容忍的威胁。直到那时，像艾森豪威尔和尼克松等共和党人还是人权的敌人。民主党人被视为南方的“大锅饭党”，他们控制了众议院四分之三的席位，用暴力统治参议院。至于肯尼迪，那是住在白宫里的南方的仇敌。
　　我的高中是以联邦将军约翰　Ｂ·高登命名的。一九六六年我从那里毕业的时候，没有一个黑人学生曾踏进校园一步。尽管那时黑人家庭已经搬入周围区域，白人们正向石山公园以及东面逃散，还是没有一个黑人父母敢到我们学校来为他们的子女注册。我们那时候都相信，现在也没有理由不相信，是一个名叫麦尔坎的平头小个子阻挡了他们。他的鞋里带着金属的螺丝母，逞勇好斗，尊为三Ｋ党龙头老大的侄子，他放出话要让来学校的第一个黑人学生躺在棺材里回家。
　　三Ｋ党带给我们一种近乎神秘的想像。我在学校时写过这方面的报告。我们被告知说那是一种无形的军队，是保持基督教在南方的纯洁性的最后一道防线。我记得当我还是小孩的时候，有一次正要过马路向左转，正好被一个三Ｋ党龙头，或者大师，反正一个什么大人物的葬礼车队挡住了道路，必须等着整个车队走完。十几辆、几十辆、几百辆小汽车从我们面前经过，每一个开车的人都穿着白色或者深红色的丝袍子，尖顶的高帽子上为眼睛留着长长的细缝。炎热的天气下，开车的把带有晒斑的胳膊从敞开的车窗伸到外面，形成一个锐角。他们是谁？这些再世的德鲁依教徒。他们可以是任何人，街角加油站的管理员，教会的执事，我的叔叔，没有人确切知道。据第二天的《亚特兰大报》报道，葬礼的车队共有五英里长。
　　我也记得七月四日在一个露天田径场的集会。那次集会的赞助者聚集像了乔治·华勒斯、极端保守的约翰·伯奇社的国家级官员，以及亚特兰大自己的李斯特·马多克斯等重量级人物。每当讲演者攻击华盛顿践踏州里的权力的时候，我们就舞动起小旗子跟着一起欢呼。有二十个黑人参加了集会，他们显示出我从未见过的勇气，坐在露天广场里成了一片显眼的黑块。他们没有投入集会，只是观看。
　　具有煽动性的“南方佬”的演奏结束不久，我没有看见任何人打出信号，蒙着面的三Ｋ党人就从人群中站起，爬下露天广场，将那些黑人包围了。黑人们站着拥在一块儿，向四周张望，却绝望地发现无路可逃。最后，他们当中的几个人开始拼命爬上三十英尺高的铁丝网，那是保护观众不被赛车撞上用的。三Ｋ党匍匐而上追逐他们，演说家的手提扩音器此刻哑然无声。我们都转过身来，看三Ｋ党用力把那些紧紧抓住铁丝网的身体拉下来，仿佛把捕获的掠物从陷阱里拉出来一样，然后或赤手空拳，或用类似马多克斯卖的斧头把痛打他们。过了一阵子，州警们才懒懒散散地挤进来，制止了三Ｋ党人。
　　虽然已经过去将近四十年了，我至今仍然听得见群众声嘶力竭的呼喊、受害人的哀求以及三Ｋ党人的赤裸的拳头打在人肉上发出的嘎嘎响声，我仍然为我因年轻而产生的胆怯及其与它交织在一起的恐惧而万分羞愧，那是我第一次经历暴力事件，亲眼目睹事发现场。
　　我今天感到可耻、自责和后悔，神化了许多年，才破碎了我里面令人厌恶的种族主义的至梏（我怀疑我们之中是否有任何人已经脱离了其它形式的更复杂的种族主义），现在我看清了这种罪是最毒的一种毒药，造成了也许是最有害的社会影响。当专家们探讨美国都市里的下层社会时，他们一一怪罪于毒品、改变了的价值观、普遍的贫困、以及核子俱乐部的解体。我有时怀疑这一切问题都有一个更深的根源：我们的长达几个世纪的种族主义的罪恶。
　　这些我从年幼时就刻下的种族歧视的记忆，在我小读马丁·路德·金，这位被马多克斯贴上“我们国家的敌人”的标签的亚特兰大公民的传记的时候，像潮水一样涌现出来。两篇详细论述金的长文连续获得普利策奖：一九八七年大卫·盖柔的“背负十字架”和一九八九年泰勒·布阮其的“分水”。盖柔的书共七百二十三页，而布阮其的则有一千零四页。当我全身心地读这两本书的时候，它们使我产生一种似曾相识，却又不完全知道的奇特感觉。
　　虽然我穿梭于所熟悉的塞尔玛、蒙哥马利、奥尔巴尼、亚特兰大、伯明翰、圣奥古斯丁之间，但是一切景色都已经改变了。我和历史学家们一样，将这些名字视为富有勇气的道义争战的战场。六十年代我在南方长大的时候，它们代表着被包围的区域。北方来的捣乱鬼，浑水摸鱼的学生和拉比，以及联邦官员保护的传教士正在侵入我们的领地。在所有这些城市领导每一次示威游行的就是我们那位头号公敌，我自己亚特兰大本地的同乡，《亚特兰大报》常常攻击“以公义之名煽动暴乱”的那一位。我教会里的人也有自己的名字来称呼他：马丁·路西拂·黑。
　　金对基督福音的得天独厚使我们非常恼火。他毕竟是受了按立的牧师，即使我的基要主义的教会也不得不承认他父亲金老爹、埃比尼泽浸礼会教堂受人敬重的牧师的正直。当然，我们自有办法协调这个感觉上的不和谐。我们说小金是共产主义急先锋，完全是披着传道人外衣的马克思主义代言人（赫鲁晓夫年轻时不也背过四福音书吗？斯大林不也上过神学院吗？）。乔治·华莱士引用FBI的情报指控金属于一个美国人里最靠近共产主义的组织。
　　我们说金老爹对马丁教养是对的，但是北边自由化的克鲁泽神学院污染了他的心灵。就算他接受福音，他跟从的也是社会福音（我们从来不问问自己，那时候保守的神学院能接受马丁的申请吗）。当关于金的性淫乱的传言浮出水面时，他的事便板上钉丁了。小马丁·路德·金是个骗子，是伪君子，不是基督徒。
　　新近出版的金的传记花了大量篇幅极为详细地探讨这些指控。多数传言来源于FBI官员的泄密，Ｊ　埃德加·胡佛与金有着私人恩怨，罗勃特·肯尼迪授权他可以窃听金和他同伴。约翰逊·肯尼迪总统曾亲自命令金断绝与两个最亲密助手之间的关系，因为他们坚持共产主义主张。虽然民主的资本主义之下的不公平有时使金难以忍受，但是本人从来不赞成共产主义。他对人的判断取决于他们对人权的投身程度，就这个尺度来说，左派人士的贡献要比南方的牧师们大得多。
　　在金的年代，FBI会疑神疑鬼地盯上那些很容易与各种族、各经济阶层打成一片的白人，他们是潜在的共产主义分子。令我现在悲哀的是，成为FBI目标的本来应该是基督徒们，而不是共产党人。相反，我们南方基督徒大体上站到了公义的对面，海外共产主义媒介宣传的在“基督教的美国”发生的隔离的故事则是真实的。
　　与其它指控相比，对金的性生活淫乱的指控并不是谎言，乃是历史事实。FBI录下了他在旅馆房间里无数次对话，拜赐信息自由法，历史学者可以研究可靠的抄本。拉尔夫·阿伯内西指出，直到他去世前夜，金还继续他的婚外情。FBI一位官员（威廉姆·沙利文，后被提升为助理局长）将他们的一部分录音和一张便条寄给金，便条上写着：“你完蛋了。你只有一条出路。你最好在你丑陋的欺骗行径在全国暴露之前把自己解决掉。”
　　除了性淫乱的控告外，金也被指控剽窃，他将大段别人的东西塞进他的研究生论文、稿件、有时候他的演讲中，却不加说明。说实话，我发现理解金的性堕落比他的剽窃更容易，那是好多人都犯的罪。引人入胜的散文大师为什么要偷别人的东西呢？
　　残酷无情的压力从四面八方向金撞击：他面对来自种族隔离分子和FBI的死亡威胁；一颗炸弹曾在他家中爆炸；他的志愿支持者正在受威胁、被殴打和坐牢，其中有的人正在死去；他的南方基督教领导会议常常拖延他的工资；肯尼迪总统勒令他解雇的一个助手是他最有效的捐款人。从《亚特兰大报》到《纽约时报》的报纸都谴责他的方式，NAACP（有色人种民权促进协会）批评他太激进，而ＳＮＣＣ（学生非暴力协调委员会）则指责他太软弱。十几个城市的示威学生请求他陪他们坐监，密西西比的志愿人士敦促他去和他们一起拿生命去冒险。他应该专注于投票权力上呢，还是那些实行隔离的餐馆？他应该去违反哪些不公平的法律？哪些藐视法庭的传票又该怎样处置？他是应该对人权全力以赴呢？还是也要关注贫困问题？那么还有越南战争呢？
　　
　　大卫·盖柔围绕金事业初期一次奇特遭遇的呼召来构成他的著作：
　　“那是他一生中最重要的一夜，”盖柔写道：“在他以后的岁月里，每当压力似乎太大时，他总是回想那一夜。”在罗莎·帕克丝做出不移到公共汽车后面的勇敢决定之后，金便被猛然推上蒙哥马利和阿拉巴马民权运动的领袖地位了。黑人社区形成了新的组织，领导抵制公共汽车的运动，而金这位看上去“更像一个男孩而非一个男人”的市里的新传道人自然而然地成了折衷结果下的领袖候选人。成长于中产阶级的环境，带着从传道人的父亲继承的宗教信仰，他很难感到自己是领导道德大改革的合适人选。
　　金的领导地位一公开，三Ｋ党的威胁便随之而来。不仅三Ｋ党，没出几天，他就因以30英里的速度行驶于时速25英里的区段被抓进蒙哥马利市立监狱。第二天晚上，他坐在厨房，第一次坐监的经历还使他心有余悸，思考着他能否再多承受一点。他是否应该辞职？那时差不多是午夜了，他烦乱不安，满了惧怕。几分钟之前，电话铃响了：“黑鬼，你和你造成的混乱使我们现在不耐烦了。如果三日之内你不离开这座城市，我们要让你脑袋搬家，让你房子搬家。”
　　金坐在那里，凝视着一杯没有动过的咖啡，思考着怎样退出，不动声色地交出领导地位，重新开始他计划中平静的学者生涯。他的妻子克瑞塔在隔壁的房间和他们新生的女儿紫罗兰已经睡了，金在一次讲道时这样回忆到：
　　“当我坐在桌旁时，想到的是这个小女孩，是随时随地她都可能从我身边带走的事实。我也开始想到完全委身和忠诚的妻，此刻她正睡在那里……我到了一个地步，不能再承受下去了。我感到软弱无力……
　　那时我发现信仰必须成为我的实际，我必须自己认识神。我在那一杯咖啡前跪下，我永远也不会忘记……我做了一个祷告，那个晚上我大声祷告，说：‘主啊，我到这个地步是为了成就对的事情。我认为我是对的，我认为我们提出的要求是对的，但是主啊，我必须承认我现在软弱，我在畏缩，我在失去勇气。’
　　……好像就在那一刻，我听到里面有一个声音对我说：‘马丁·路德，为公义而站起来，为公平而站起来，为真理而站起来，我将与你同在，甚至直到世界的末了’……我听到耶稣的声音说战斗到底，他应许永不离开我，永不离开，永不离开，永不离开。他应许永不离开我，永不离开我。”
　　三个晚上之后，像所威吓的，一颗炸弹在金家的前门口爆炸了，房子里充满了硝烟和碎玻璃，但是没有人受伤。金平静地接受了这件事：“我前两个晚上信仰中的经历给我力量来面对它。”
　　大卫·盖柔围绕着厨房桌边的“异像”组织他的故事，一次又一次回到那里，因为在金的生命的每一个重要关头，他都从那个记忆中汲取力量。对于他来说，那成了他个人信仰的磐石，成了神赋予他特殊使命的膏油。在我读金生命的事迹时，他多次提起那个晚上，他所接受的信息之单纯使我震撼：“我与你同在”。这几个字传达了圣经所强调的一个主题：神是以马内利（神与我们同在），在他之后十三年的生涯里，金也有其它的信仰经历和许多危机的时刻，但是都不能与那天晚上厨房桌子旁边的相比。只一句足矣。
　　与此同时，位于南方深处的我们却透过另一种宗教视镜来透视马丁·路德·金。我年轻时曾参加过两个不同的教会，第一个是有一千多名会员的浸信会，以标榜自己“热爱圣经、彼此友善”和支持了一百零五名外国宣教士而引以自豪，他们的祷告卡贴在教堂后侧的地图上，那地图有一面墙那么大。这个教会是著名的福音派讲员的主要浇灌之地，我从那里学习了圣经。它与南方浸信会保持着松散的联盟关系，后者是一个宗派，成立于１８４５年，为南方人因抗议北方废除奴隶制者判决奴隶主不适合担任传道人而分裂的产物。但是对我们的大多数人来说，即使是南方浸信会也太自由化了，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同他们只有松散的联系。他们当中还有人吸烟叶，他们甚至在激烈的反对之下宣布支持新的民权法案。
　　当黑人学生于六十年代寻求汇入亚特兰大各教会时，我们的执事会组织了机动巡逻队，轮流在入口处站岗，防止任何黑人“捣蛋鬼”出现。我仍记得执事们写的一块牌子，那是为每一个可能的人权示威者准备的：
　　“相信你们那隐藏的动机和你们并不知道神的话之教训，我们无法欢迎你们，只好恭敬地请你们安静地离开这里。神的话没有教导“人皆兄弟神为父”，他是万有的创造者，但只是重生者的父。
　　若你们当中任何人有认识耶稣为救主和主的真诚愿望，我们将高兴地与他们个别交流神的话。”
　　（全体牧师和执事的说明）
　　在布朗诉教育委员会案之后，我们教会开办了一间为白人提供避难港私立学校，公开禁止所有黑人学生。当我们的幼儿园拒绝接受一名黑人圣经教授的女儿后，几名会员以离开教会表示抗议，但是多数人对这一决定投了赞成票。一年以后，教会的理事会又拒绝接纳一名卡佛圣经学院的学生（他的名字叫汤姆·伊文思，后来成为德克萨斯州达拉斯一带著名的牧师和讲员）。
　　我参加的另一个教会要小一点（即我最近出席了其“葬礼”的那个），但是却更基要主义，更公然种族主义，牧师教导说：希伯来语的“含”字是“被烧的黑人”之意，结果使挪亚的儿子含成了黑人族类的祖先。挪亚诅咒他终身为低贱的仆人（创９）那是我第一次听到我的牧师解释为什么黑人能够成为这么好的伺者和家里的佣人，他在台子上表演他们的动作，扭转他的臀部，好像在躲开桌子，装作在平衡他头顶上的食物盘子，我们被他滑稽的动作逗得大笑。他说“有色人种适合那种工作，因为那是神对含的诅咒中所指派给他们的。”，所有人都懒得指出那个诅咒的对象其实并不是含，而是挪亚的孙子迦南。
　　大约在同一个时间，密西西比的《浸信报》发表了一篇文章，争辩说神要白人统治黑人，因为“一个平均智力濒于白痴边缘的种族”显然失去了神的祝福。如果谁怀疑这样种族歧视的教义，牧师就会打出种族通婚的王牌，有人相信那是促使神毁灭挪亚时代的世界的罪。一个简简单单的问题，“你要不要你女儿带一个黑人男友回家？”，令所有的争论销声觅迹。
　　今天你仍然可以在白人至上主义者支持的网站上读到这些扭曲的神学理论，但是现在接受它们的人大大减少了，一个主要原因，特别对我来说，是小马丁·路德·金所扮演的先知角色。将教会从雷纳德·尼布尔称之“琐碎的罪”中唤醒，面对福音更广泛的对象需要一个人道德的力量。
　　我想起了先知这个词是因为金像旧约的先知一样，通过道德的诉求而致力于整个国家的改变。长久以来，圣经中先知们热情和激烈的情怀使我目瞪口呆，因为他们当中的大多数人所面临的听众是顽固透顶、充满偏见和不怀好意的，就像我自己十几岁时的样子。一个人使用了什么样的道德杠杆掀动了整个国家？我注意到他们几乎每一个人都采用了分两步走的策略。
　　首先，他们提出眼下神就要求的近程意图。在旧约里，这往往是信心方面简单的劝告，重建圣殿，洁净婚姻，帮助穷人，消灭偶像，尊神为大。然而，先知们从来不停在这里，他们也针对人心最深处的问题提出远程的意图。当我们面对这样的苦难时如何还相信神爱我们，当这个世界似乎被邪恶的同盟掌管的时候，我们如何相信神是公平的？先知们借着提醒他们的听众神是谁，以及为他们描绘未来公义的王国闪光的图画来回答类似的问题。
　　沿着真正的先知传统，小马丁·路得．金同样采用了分两步走的策略。他的短程意图是呼吁将一件事置于其它一切之上：非暴力。马哈托马·甘地去世的那年，金获得神学院的入学许可，他从甘地，而不是美国的基督徒那里得到了改变一个国家的图像。金说甘地是历史上将耶稣爱的伦理学置于人与人个体之间的简单关系之上的第一人，甘地靠着某种说不出的途经发现了怎样围绕耶稣关于盼望、爱和非暴力的崇高原则来组织一场运动。
　　像甘地一样，金以登山宝训作为他行动的教课书：
　　“我去蒙哥马利担任牧师的时候，一点儿都不知道将来会卷入一场以非暴力为诉求的“危机”，那既不是我发起的，也不是我倡导的。我仅仅是回应人们要求一名代言人的呼吁。当抗议活动开始的时候，我的心有意无意地被带回登山宝训关于爱的卓越教导，以及甘地的非暴力抵抗的方法。”
　　(摘自“通往自由之大进军”)
　　一九五九年金携同妻子一起到了印度，亲眼观察到非暴力革命带来的影响，他报告说：“我离开了印度，比从前任何时候都更加相信非暴力抵抗是被压迫人民现有的争取自由的最有效武器。”他也从其他地方寻找到道德上的榜样：圣经里的先知但以利和他的三个朋友，他们不遵守尼布迦尼沙王的法规；早期的基督徒，他们宁肯面对饥饿的狮子，也不顺从罗马帝国不公的法律。正如后来他清晰地总结的：“一个打碎不公平的法律的人必须采取公开和仁爱的方式，并乐意接受惩罚。”
　　人权运动使金获得许多试验他非暴力哲学的机会。在纽约，一个神经错乱的女子将他刺伤，凶器刺入到离他的大动脉只有几分之一英寸的地方；在伯明翰，一个白人冲上讲台，连连挥动拳头打他，(“不要碰他，”金向那些包围了攻击者的他的支持者高呼，“我们要为他祷告。”)南部的治安警察以粗暴地将他们大名鼎鼎的对手带上手铐、拖进警车为乐，他们用警棍殴打示威群众，放出德国牧羊犬扑向他们，用高压水枪向他们喷射，造成他们骨折，使他们的躯体凌乱地在地上匍匐。
　　半个世纪以后，我们也许已经看不到维持非暴力的立场对于金来讲是多么痛苦和艰难。当你的头被警察的警棍击打了十几次之后，当你再次挨了监狱囚犯的一记牛头棒之后，当你看到在你忍受的一切苦难所产生的后果里找不出一丝一毫进展的迹象之后，你要开始怀疑卑微的舍身是否有效。许多人在这一点上弃绝了金，尤其是学生们，那些投身横贯阿拉巴马和密西西比自由进军(Freedom Ride)的勇士们，在他们的同伴接二连三地被谋杀之后，开始热衷于黑色全能(Black Power)的理想。SNNC，这个名称里就带着非暴力字眼的组织，开始转向武装暴乱，嘲笑金是“那位主”；在芝加哥，黑色大能的拥护者在一场声势浩大的游行中用嘘声将金轰下讲台。
　　在洛杉矶、芝加哥、哈林这些地方爆发暴乱之际，金从一地赶往另一地，试图平静示威者的怒气，提醒他们道德上的改变是无法通过非道德的手段来取得的。他已经从登山宝训中学到了原则，几乎他所有的演讲都重复着同样的信息：“基督信仰，”他说，“永远坚持在我们佩戴冠冕之前要先背负十字架。一个基督徒必须背起十字架，忍受一切艰难、痛苦、压力，直到十字架在我们身上刻下它的痕迹，只有磨难才能救我们到达那更美之地。”
　　金持守非暴力的信念，因为他深信，只有一场爱的运动才能防止被压迫者变成他们的压迫者的缩影，他想要改变白人的心，但是又不在他带领的争取自由的过程中使黑人的心变得坚硬。他相信，非暴力“将阻止黑人演变成另一个专制统治。”
　　１９６４年，金在接受诺贝尔和平奖时，再次提及他在登上宝训中学到的原则，“当岁月消失，真理的明光聚焦在我们生活的灿烂年代时，男人和女人将要知道，孩子们将被告知，我们之所以拥有一块更美好的土地、更优秀的人民、更高尚的文明，是因为上帝的儿女甘心情愿地‘为义受逼迫’。”
　　历史学者讲述金和芝加哥铁腕市长理察德J·代利之间的多次冲突。有一次，运动的支持者相信他们已经与代利达成了共识，允许他们在警察的保护下，举行一次贯穿芝加哥的示威游行，以换取他们放弃一场抵制活动。然而，他们觉得受了骗，因为代利出卖了他们，他从法庭获得一张禁令，禁止他们继续游行。在持续不断的几乎整个谈判过程中，金保持着他沉默不语的一贯风格，让别人发表意见。谈判在敌视的气氛中进行着，看上去随时都有可能导致苦涩的结局。最后，金以一位现场目击者所描述的“庄严、安静、细致和冷静”的口吻开始了他的发言：
　　“请允许我说，如果你们厌倦了示威游行，我也同样厌倦了示威游行。我厌倦了死亡的威胁，我要活下去，我不想当殉道者。有些时刻我怀疑我是否能够活下去。我厌倦了被撞击、被殴打、被关进牢房。但重要的不是我如何厌倦，重要的是怎样消除导致我们示威游行的因素。
　　此刻，先生们，你们知道我们所有的不多：我们没有许多金钱，我们真的没有受过多少教育，我们没有政治权力。我们有的只是我们的身体，当你们说‘不许游行’的时候，你们是要求我们放弃我们的这一样东西。”
　　金的话扭转了谈判的气氛，最终导致了与代利市长达成一项新的协议。
　　我们有的只是我们的身体，金这样说，到最后，正是这一点为民权运动带来了寻求多年的胜利。当我在高中的时候，那些为肯尼迪总统被暗杀而欢呼的学生们，同样为电视上金与南部治安警察、警犬和高压水枪的对峙场面而欢呼。我们一点都不知道这样做正好一下子陷入了金的策略，他特意挑选出像康纳尔警官这样的个人和戏剧性的对抗，接受坐监、殴打和其它野蛮的暴力，因为他相信只有在种族歧视以其最丑恶的极端面目暴露出来而被人看清楚之后，一个自高自大的国家才会团结在他的周围。
　　金在这方面获得了惊人的成功。我曾居住过的达卡巴郡的一名法官判处金在州立公路上服四个月的苦役，因为他的车是在阿拉巴马，而不是在乔治亚注册，并且在法庭上要求金不仅戴着手铐，而且还有戴着脚镣和肩甲板。休士顿的一个陪审团将SNCC的一名自愿人员判处三十年徒刑，原因是他递给便衣警察一根含有大麻的香烟。当他们的家和教堂被三K党人枪击、炸毁的时候，密西西比法庭监禁选举工作的自愿人员，理由是他们“煽动暴乱”。在伯明翰的一所教会，正在上主日学的四个小女孩被一枚炸弹炸死。
　　“我必须这样做，暴露自己，才能把仇恨显明。”金在他的右鬓角被一块石头击中而倒在地上后这样解释道。连他自己的家人有时也怀疑他的智慧，“唉，他这种非暴力性不是从我来的，”当他的儿子在伯明翰再次面临被捕时，金老爸说，“那一定是你从你妈妈那里传下来的。”
　　金势图借着将邪恶暴露于光天化日之下而唤起全国性的道德上的觉醒─一种我的朋友和我当时并不明白的观念。许多历史学家指出，有一个事件是人权运动最终获得关键性大量支持的独特瞬间。这一事件发生在阿拉巴马的塞尔玛城外的一座桥上，当时吉姆·克拉克警官下令手下的警察向手无寸铁的黑人示威群众发动攻击，骑警们跃马冲向示威的人群，用警棍击打他们的头，驱散他们，将他们的身体在地上拖曳。当在一旁观望的白人们发出兴奋的呼叫时，警察向混乱的人群发射了催泪弹。ABC电视台中断了周日影片《纽伦堡大审》，使大多数美国人第一次瞥见了现场的情形。来自阿拉巴马的转播使他们想起他们看过的纳粹德国和两者之间可怕的相似。八天以后，立顿·约翰逊总统向国会提交了１９６５年的选举权法案。
　　我们有的只是我们的身体，金说。在他一生中，塞尔玛、杰克森、奥尔巴尼、西塞罗的官员不止一次地这样回复他的恳求，不止一次，“你知道，金博士，你是对的。我们是种族歧视分子，这些歧视的法律也是不公平、不合宪法、不合圣经、完全错误的。我们很抱歉、我们将会悔过、重新开始。”切开像我身上这样顽固的道德老茧，不仅需要金的先知性的话语，还需要塞尔玛和所有其它地方示威者的躯体，需要金自己在孟菲斯的躯体。小马丁·路德·金做了许多错事，但是有一件事他做对了：面对所有不公、所有自我保护的本能，仍旧持守他的短期目标。他没有反击。当别人号召复仇时，他呼唤爱和赦免。
　　金在《发自伯明翰市立监狱的一封信》里记载下他对于赦免的挣扎。这封奇特的文件先是潦草地写在报纸的边沿和手纸上，后来由他的朋友偷偷带出他的牢房。在监牢的外面，南方的牧师正在攻击他是共产主义分子，暴徒正在呼叫“吊死黑鬼！”，警察正在威吓他手无寸铁的支持者。身处这样的环境，金必须禁食几天才能在灵里到达赦免他的仇敌的境界，正像他这样解释的，“我们爱人不是因为我们喜欢他们，也不是因为他们的方法合我们的意，更不是因为他们闪耀着神圣的光泽。我们爱每一个人是因为神爱他。”
　　然而，对于投入人权运动的人来说，爱和非暴力要求的比短期目标还有更多。他们需要信心上的长期目标，那就是他们所受的逼迫将带来最终的奖赏。在已经确信了他们动机的正义之后，他们还盼望有人能够使他们的目光摆脱长期令人沮丧的失败。今天我们把人权运动看作一场通往胜利的大浪潮，其实，日复一日地与警察、法官、甚至FBI对恃有时候使人权人士无法确信胜利。我们忘记了他们在令人讨厌的南方监牢里度过的那些夜晚，大多数时候，现况看上去令人难以置信的泄气，而未来则更加让人灰心。
　　面对道德如此堕落的警察们，金展现了公义的上帝的手仍旧掌管着世界的远见。１９６１年他扮演的正是公元前５００年的旧约先知所扮演的角色：将神的子民的眼光提升到永恒的事物上面。学生们早在那时候就已经噪动不安了，这里记录的是金对他们所说的一番话：
　　“这场学生运动告诉我们一件事，我们将要得胜。我们得胜之前，有些人也许会遍体鳞伤，但是我们将要得胜。弟兄情谊得胜之前，有些人也许会面临死亡，但是我们将要得胜。得胜之前，有些人要失去工作，有些人要被称为共产主义分子、赤色分子，仅仅因为他们信心弟兄情谊；有些人要被当作威险的叛乱分子和煽动分子而驱逐，仅仅因为他们为正义而站立，但是我们将要得胜。这是这场运动的基础，像我所说的，这个宇宙里的事物证明了卡莱尔(注：英国历史学家)说过的谎言不能永远生存。我们将要得胜因为这个宇宙里的事物证明了威廉·卡伦布·莱恩特(注：美国１９世纪浪漫主义诗歌创始人)说过的被粉碎的真理将要重新撅起。我们将要得胜因为这个宇宙里的事物证明了詹姆斯·罗素·罗维尔　(注：英国小说家)说过的，真理上了断头台，谎言磐踞宝座；而掌握未来的仍是刑场。在黯淡而不可知的背后，上帝站立在阴影之中，眷顾着属他的子民。”(摘自《纽约人》，1987年4月6日)
　　
　　对于金来讲，那个长期的目标就是在任何一刻，无论情形如何，都记得神掌管一切。后来，当从塞尔玛开始的著名的大游行终于到达州府的时候，金在曾经是州联邦政府、当时仍然飘扬着叛乱旗帜的大楼的台阶上，向那些伤痕累累、疲倦不堪的游行群众发表了讲话：
　　“我知道你们今天在问：这样还要多久？今天下午我来是要告诉你们，无论此刻多么艰难，多么使人感到挫折，这样不要多久了，因为降临在地上的真理追究要再次升起。
　　还有多久？不要多久，因为谎言不会永远存留。
　　还有多久？不要多久，因为种瓜得瓜、种豆得豆。
　　还有多久？不要多久，因为道德世界长长的膀臂指向公义。
　　还有多久？不要多久，因为我的双眼已经看见主再来的荣耀，他践踏储存着愤怒葡萄的酒榨，他瞬息之间发出致命的闪电，他的真理正阔步向前。
　　他已吹响永不退缩的号角，他将人心提到他审判的宝座面前。哦，我的灵，快快迎接他，我的双脚要欢呼，我的神正在走来。”
　　(摘自《纽约人》，1987年4月6日)
　　当人权运动没有其它东西可以寄托的时候，这样的演讲使它充满了希望，它使一位７２岁的自愿者人士深受激励，她带着疲倦的微笑说， “我的脚疲劳了，但是我的灵魂得到了安息。”
　　一位先知招唤我们在日常生活里不计任何代价地顺服，不管我们感到成功与否、得着奖赏与否。一位先知还提醒我们，没有任何失败、任何磨难、任何沮丧能够最终阻挡神在黯淡而不可知的背后，眷顾着属他的子民。一位能够有力地传达这两样信息的先知就能够改变世界。当小马丁·路德·金活在世的时候，我这位邻舍不听他的宣讲，我善于捕捉他的暇疵，却拙于发现自己的罪。但是由于他对信仰的执着，在一个短的时间里，他以他的身体作为靶子而不是武器；在一个长的时期里，他在我们面前坚守一个和平、公义和爱的新国度的梦想，他成为一位我的先知，我成了一位他最不可能的跟随者。
　　１９７４年，引发极大争议的民权法案通过１０年之后，我第一次来到密西西比，南方抵抗活动的心脏。那时我已经离开南部，试图把我的过去抛之脑后。我住在芝加哥，是《校园生活》的编辑，这是一份面向青年人、积极着眼于社会问题的杂志。感谢像金博士这样的人让我看见南方白人教会、我的教会，顽固地捍卫了邪恶和丑陋。有一段时间我责怪的是神而不是教会，但是对旧约和耶稣的学习最后使我相信神总是为着公义而站在受欺压的一边。我发誓，作为一名作者，我要试着做一些弥补。
　　我听说在各地、特别在我的故乡亚特兰大，种族关系都正在和解，但是也怀疑从我的孩童时代以来到底有多少真正的改善。为了得到答案，我接受了约翰·珀金斯的邀请，拜访了蒙得霍尔这个（只有３万人口）位于杰克森南面３２英里的小城。
　　珀金斯是位黑人牧师，亲身经历过人权运动最黑暗的时期，他认得密西西比舞台上的大多数主角：罗伯特·摩西，哈佛哲学系轻声细语的学生，金的第一批志愿者，ＳＮＣＣ选举推动运动的领袖，因在殴打、监禁和频繁的暗枪狙击面前所表现的一贯的冷静，几乎成了传奇式的人物；芬妮·娄·汉默，“会唱歌的女士”，一位没有文化的采棉工的２０位子女之一，在密西西必的葵花郡为黑人选民登记，因她的努力被当地的治安警察打得失去知觉，连续不断的伤最后夺去了她的性命，但是去世前促使密西西比更换了参加１９６４年民主党全国代表大会的代表；迈加·伊文斯，NAACP第一位邀请金来到密西西比的现场秘书，在家门口的车道上，当妻子和女儿们跑出来迎接他的时候，倒在刺客的枪下。
　　我在密西西比度过的那段时间里，从约翰·珀金斯听到这些和其它更多的故事。我睡在他家客厅里可以拉出来的沙发床上，这意味着我睡不到什么觉，因为珀金斯很晚才上床，太阳升起之前很久就起来读圣经，读堆在厨房餐桌上的报纸和杂志，这也意味着我有更多的时间和他在咖啡桌上、在穿过棉田的车里、在他临街的办公室里与他交谈。他告诉我他自己的童年时代，告诉我他哥哥在电影院门口，排在有色人种的队里，因为太吵而被警察开枪打死的那个晚上，告诉我他求学的斗争，告诉我他在军队受的限制，以及他不回密西西比的发誓。
　　珀金斯将那个誓言持守了一阵子，并且在大洛杉矶地区的工人工会开始了颇为成功的事业。然而，对于基督信仰这个他一直认为是“白人的宗教”的皈依扭转了他的事业。１９６０年６月，他渐渐感受到神呼召他回到他内心里无法摆脱而又试图抛在脑后的密西西比的恶劣环境去。
　　当时，珀金斯所属的福音派的大部分牧师还坚持只传福音，把人的需求交给社会工作者和政府机构。珀金斯也的确建立了一间教会和一所圣经学院，开办了一套名为“加略之声”的电台节目。然而，他也接受了耶稣宣告的更为广泛的使命：
　　叫我传福音给贫穷的人，差遣我报告被掳的得释放，瞎眼的得看见，叫那受压制的得自由，报告神悦纳人的禧年。
　　为实现这一使命，珀金斯创建了一间乡间诊所，一个生产合作社，一个职业培训中心，为青少年开办了一所活动中心，还建立了一个教育计划、一所学校和一个住房计划。不久，一段未铺柏油、位于错误一端的街道上的一块几英亩的地方成了辛普森郡穷困黑人家庭喧闹的服务中心。
　　珀金斯不知疲倦地在全国奔走，寻求白人福音派成员的财务支持，他说，“我一定是第一个融合我所呆过的几百个家庭的人。”他同时也恳请护士、医生和教师自愿到蒙得霍尔去服务一段时间。因他个人鼓舞人心的故事、平易近人的讲话风格和对公义的献身精神，珀金斯获得了全国各地福音派的注意，也引起本地当局的注意。
　　密西西比的白人并不在乎社会服务，但是北方佬的蜂拥而至令他们大为光火，而珀金斯领导的选民登记运动更是火上加油。那时候，辛普森郡登记的黑人选民只有５０个，虽然他们占了全郡人口的百分之四十。这样的比例是很有代表性的：众多的法律障碍使密西西比四百五十万黑人中只有七千人登了记。选民必须付投票税，这是大多数黑人付不出的。他们对密西西比宪法里不可思议的章节的解释必须使清一色白人构成的郡注册组满意。当联邦法院开始废除这些障碍的时候，州里又树起了新的：要求申请人把姓名和地址刊登在本地的报纸上，（使三Ｋ党、雇主和白人邻居便于骚扰）还有一项条款允许郡里任何登记的选民以申请人的品格为由而对其申请提出置疑。
　　珀金斯和他的志愿者的坚持不懈使他们的郡最终登记了两千三百人。然而，当他在蒙得霍尔闹市区领导一次经济抵制活动，反对警察的野蛮粗暴时，他跨越了界限。那是在１９７０年２月，来自道各鲁学院的一名叫道格·胡默的白人成员和１９名黑人抗议学生被密西西比高速公路巡回队拦劫，并关进附近布兰登郡监牢，那里归恶名昭著的治安警察管辖。道格打电话给珀金斯，珀金斯立即驱车前往布兰登，一头栽进了陷阱。
　　十几个高速公路的巡警和本地的警察决定教训珀金斯和胡默一番。“你们再也不在辛普森，”他们当中一个人叫着，“你们是在阮肯斯，在这儿我们知道怎样对付聪明的黑鬼。”他们开始对珀金斯的头、肚子和腹股沟拳打脚踢，并踩踏他的腿。他失去了知觉。等他血流成河以后，他们把烈性的威士忌浇在他头上受伤之处，再把他毒打一顿。他们强迫他把自己的血拖干净，又用一只叉子支起他的鼻孔，扩张直到流出血来，然后对他的喉咙也如法泡制。之后，他们写下记录，指控他犯了无关紧要的小过错。在他们取他的指纹时，一名警官用枪指着他的头，扣动扳机，空枪膛发出卡啦的响声，在场的每个人都对残忍的玩笑报以哄笑。然后他们再次把他打昏。
　　珀金斯活着捱过了那个晚上，然而，因着他受的伤，医生不得不将他的胃切除了三分之二。在接下来的十八个月的恢复期间，他从新考虑了神对他返回密西西比的呼召。他真的把好信息带给了蒙得霍尔的人民吗？黑人居民现在的确有了更多的机会，但是他的努力也使白人的态度更加刚硬。和好似乎比以前更加遥远。在他恢复期间，他读了麦尔坎·Ｘ、说唱布朗(RapBrown)和艾尔德里奇科·里佛的书，他们都放弃了福音以及和好的讯息。但是，他也不能否认，他的服事也吸引了一些有同情心得白人志愿者：道格·胡默，他在布兰登监狱遭受了一模一样的酷刑；艾尔·欧辛格，读了金博士的书后，从德国远道而来给予帮助；薇拉·施瓦茨，宣教护士，加入蒙得霍尔的保健中心而放弃返回非洲。
　　“毫无疑问，那个时期我的信仰遭遇了最深刻的危机，”当我们在事情发生之后４年，驱车行驶在辛普森和阮肯斯的路上，经过那些著名的监牢和法庭时，珀金斯说告诉我说，“那个时候我要决定，我是否确实相信我多次声称的只有在基督的爱里，而不是在暴力的权力之下，我和世界才会有一点希望。我开始看见仇恨可以怎样毁灭我。最后，我不得不统一金博士所说的，神要我们以善报恶，而不是以恶报恶。
　　耶稣说‘爱你的仇敌，’我决定这样去做。这是一个深刻、奥妙的真理。耶稣爱的理念击败了仇恨。在我有生之年我也许看不到，但是我知道这是真实的。因为当我满身伤痕、满身缝线地躺在那张床上时，神让它在我里面变得真实。我得到希望的供应，我不能放弃，我们在蒙得霍尔正要开始。”
　　在那一刻的危机当中，帕金斯相信了金所说的，“仇恨和苦毒永远不能医治恐惧的疾病，只有爱才能。仇恨使生命瘫痪，爱是生命释放；仇恨使生命疑惑，爱使生命和谐；仇恨使生命黑暗，爱使生命发光。”
　　后来的几个年代，帕金斯搬到了洛杉矶，照着在蒙得霍尔所学到的，他在那里建立了一个发展社区的全国性机构，然后又回到密西西比，带领一场种族和解的运动。现在，他有时候会和汤姆斯·特仁德一同登台。特仁德曾是属三Ｋ党的刑警，坐过牢，在监狱里信了耶稣，目前是华盛顿特区一个多元族裔教会的牧师。
　　１９７４年，当我访问蒙得霍尔的时候，迎接我进城的是这样一块标牌：“白人们联合起来，打倒犹太和共产主义混血！”我请帕金斯让我见识一下实际生活里种族歧视的例子，“当晚写你的故事时，有人告诉我现在一切都变了，”我说，“人权法案是１０年前的事了，现在还有公开的歧视吗？”
　　帕金斯想了一下，脸上突然放出光彩，“我知道了，让我们去融入‘旋转餐桌’吧！”我们驶向一间因其圆形餐桌实现了机械化而闻名的优雅餐馆。巨大的餐桌以中心为轴慢慢地转动，上面摆设着乘有黑眼豌豆、西葫芦、包心菜、土豆、鸡、面团布丁和其它南方风味的大盘子。当我们坐下时，白人食客们都用眼睛瞪着我们，然后好像看见事先安排好的信号似的，站起身来，移到一个比较小的桌子上去了。在之后的一个钟头里，除了帕金斯和我之外，没有一个人讲一句话。我不安地吃着，偷偷瞄过我的肩膀，期待着警棍的袭击。我付帐并夸奖食物的精美时，女店主一声不吭地接过我的钱，看也没看我的眼睛。我体验到一点点帕金斯一生都活在其中的仇视的味道。
　　两个月以后我发表了有关帕金斯的文章，结果我所工作的基督教团体在密西西比的分支机构通过一项要求将我解雇的动议，因为我搅动起有害的记忆。“情况已经改变了，”他们说，“为什么一定要把过去的事挖出来？”
　　为什么一定要？我的密西西比之行今天已是３０年前的事了，民权运动的伟大胜利也已接近其半个世纪的里程碑了，如今我们生活在一个新的世纪，甚至一个新的千年，许多事确实改变了。虽然在解放宣言之后等待了整整一个世纪，我们至少在法律上赢得了小马丁·路德·金、麦德加·埃弗斯、鲍勃·摩西、约翰·帕金斯，以及许多其他人为之奋斗的胜利。来自乔治亚、阿肯色和德克萨斯的南方人一个个当了总统，黑人可以随心所欲地进入白人的教堂，虽然他们很少这样。所有这些对仅在四十年前的马丁·路德·金来说都是遥不可及的梦想。作为一个重大的转变，今天这个国家每年要歇息一天，作为一个国假来纪念他。他是唯一享受这一殊荣的非州裔美国人、宣教士，而且也确实是唯一一个这样的美国人。
　　胜利来之不易，金在世时一多半他都没有看到。1963年，NAACP的罗易·威肯斯，金博士一位难缠的对手，曾嘲笑他的方法在奥尔巴尼和伯明翰的整合中没有取得任何胜利：“事实上，马丁，如果你的努力废除了任何歧视的话，请你慈爱地为我指明。”
　　马丁回答说：“噢，我想我至今所废除的只是几颗人心而已。”他知道最终的胜利必须在哪里获得。法律可以阻止白人对黑人施以私刑，但是没有一条法律能够要求种族之间的赦免和彼此相爱，他的战场在人心，而不是在法庭。作为那些人心改变了中的一个，我不能不赞同这一点。
　　金发展出一套庞大的以恩典代替枪炮的战争策略，他以非暴力回应暴力，以爱回应恨。金的助手安德鲁·杨还记得他们寻求拯救“黑人的身体和白人的灵魂”的那些动荡不安的日子。金说他们真正的目标不是击败白人，而是“唤醒压迫者内心的羞耻感，挑战他们虚假的优越性感…最终的目的是和好，最终的目的是救赎，最终的目的是创造一个爱的社会。”小马丁·路德·金最后所推动的，其中包括像我这种天生的种族主义者。
　　虽然种族主义在道德和社会方面堕落了，这个国家并没有因此分裂，包括甚至南方在内的美国各地，各种肤色的人民终于加入了民主的进程。亚特兰大选出包括人权领袖安德鲁·杨的黑人市长至今已经有些年代了。即使阿拉巴马的塞尔玛也有了黑人市长，他在２０００年击败了自从那次著名的游行以来就一直在位的市长。高呼“永远隔离”的老乔治·华勒斯坐着轮椅，在阿拉巴马黑人领袖面前为他过去的行为道歉，之后又在全州的电视台上重复了同样的歉意。当华勒斯接着来到金发起民权运动的蒙哥马利浸信会致歉时，包括克瑞达·司脱克·金、杰西·杰克逊和被谋杀的麦德加·埃弗斯的兄弟在内的领袖们前去表示宽恕。
　　1995年，因奴隶制的争议而形成的南方浸信会为他们长久以来对种族主义的支持而正式忏悔。（阿比西尼亚的一位牧师回应说，“我们终于得到对马丁·路德·金的《通往自由之大进军》的回应了，只可惜是在３２年之后，太晚了。”）
　　马丁·路德·金去世的前几年，有人问到他所犯过的错误。他回答说，“我一直犯一个错误是相信因为我们的动机是正义的，所以我们可以确信，一旦南方白人牧师们的基督徒的良心受到挑战，就会起来帮助我们。我以为他们会把我们的动机诉诸白人的权力机构，结果当然是我受了惩罚和令人失望。当我们掀起运动、直接向白人牧师们诉求的时候，大多数人袖手旁观，有的甚至还站在我们的对立面。”
　　我曾在保守的《今日基督教》杂志上撰文纪念马丁·路德·金，我用了一些和这里用的同样的话，称赞他是一位先知。结果我听到许多读者的反应，有支持的，也有发怒的。两封最有思想的来信出自两位前大学的院长之手，一封是我曾就读的惠顿学院的院长写的，另一封是我也曾就读过的一所圣经学院的院长写的。他们俩都质问，“你怎么称呼金博士为先知呢？”他是一位伟大的道德领袖吗？是的；是一位改变了社会的重要人物吗？当然。可是一个剽窃犯、一个玩弄女人的人怎么成了基督教的先知呢？
　　我写信详细地回复了他们两位，提到圣经时代一些明显地被神使用的有瑕疵的领袖们。所罗门就是一个好例子：我们欣赏他的箴言，却不欣赏他的生活方式。的确，我们都面临着废去一个有缺陷的报信人所传递的信息的危险。我也引用了金强有力的证道，并提到金要求他的志愿者签约，保证他们每天默想耶稣的教训，按时祷告，言行举止都带着爱。这时，我感到一种讽刺。我给我的文章起名为“一个别人种族主义者的忏悔”，可是我到处都是在讲金的错误，而不是我自己的错误。世上的人怎么会竟然置疑金为神讲话的权力，却放过像我这样带着以往污点的人？
　　至今许多基督徒仍然没有看见小马丁·路德·金是神所使用的器皿，他们心安理得地坐在曾把他描写成敌人、反对他的理想、直接或间接地使他用自己的身体与之抗争的种族歧视永远持续下去的教会里敬拜。我们只看到他眼里的灰，却没有看到我们自己眼里的梁。
　　现在只有一件事比我过去的罪更搅扰我：我今天对哪些罪是瞎眼的？是小马丁·路德·金的卓越在上个世纪唤醒了一个国家的良知，在新的世纪里，又是什么东西阻碍我们实现金为之奋斗和牺牲的一个公义、和平和爱的社会呢？今天的教会在哪些问题上顽固站在错误的一边呢？正像金常常说的，任何一处的不公平都是对每一个公平之处的威胁。
　　有时候，恩典和能力临到伟大而有缺陷、被定了罪的领袖，由他们来带领我们。虽然金的人道主义，他的甘地式的非暴力抗争和他个人的牺牲都激励人心，但是最终促使我接受的不是这些，而是他扎在基督福音里的根使我终于看见我眼中的梁，迫使我倾听他宣讲的信息。教会也许不会永远正确，也许需要几个世纪、甚至上千年才能把眼睛睁开。然而，当它的眼睛睁开的时候，神自己的爱和赦免就像活水的江河一样涌流下来。哎呀，只是当我尝到这江河的滋味时，金已经离开人世了。
　　“像任何人一样，我愿意长久活着，长寿有它吸引人的地方。但是，我现在不去考虑它，我只能完成神的旨意。他已经让我登上高山，我举目眺望，应许之地尽收眼底。
　　我也许不能和你们同到那地，但是今夜我要你们知道，作为一群人，我们将要到达那应许之地。
　　今夜我说这样欢乐，我不为任何事忧虑，我不惧怕任何人。‘我的双眼已经看见那再来的主的荣耀。’”
　　(摘自金被暗杀前在孟菲斯最后的演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