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薛华的异象和挫折
作者: 迈克-汉弥尔顿 [信仰之门/www.GODoor.net]    



迈克-汉密尔顿(Michael S. Hamilton)著/孙以理 译
 
  引言:辞世十三年之后,薛华的异象和挫折仍然继续缠绕著福音派。
  一九六五年,当法兰西斯-薛华首度出现在美国舞台,福音派人士鲜少知道他的来历。那时薛华五十三岁。他的基督教信仰成型于基要派和现代主义激辩的三○年代,他所在的「长老圣经教会」,在信仰上是无可挑剔的基要派。薛华热烈地为圣经无误论辩护,不过这项教义在福音派圈内已呈现动摇之势。
  然而,他不是寻常的基要派牧师。他和妻子艾蒂斯,在瑞士阿尔卑斯山区、创立学生公社,在那里生活达十年之久。他讲道时穿著全副登山装备。一九七二年后,他更在这特立独行的造型之外,再添加长发和山羊白须。他的讲道也很另类,很少引用圣经,却很爱谈亨利米勒(当时美国学界最情色的作家)作品的哲学重要性。
  往后二十年,薛华夫妇组织多方面的福音事工,重新塑造了美国的福音派。可能除了鲁益师,无学者比他影响福音派思想更深;也可能除了葛理翰,当代无一基督教领袖,能如他在福音运动整体层面上,留下更深印记。薛华夫妇提出基督徒社区观念,刺激福音派卸下文化外衣,鼓舞大量福音派人士成为认真的学者;鼓励妇女选择担任母亲和家庭主妇的角色;领导「新基督徒右翼联盟」的领袖;并且凝聚了福音派中反堕胎的力量。
  薛华夫妇影响了各行各业的人物:例如组织「耶稣子民」的司巴克斯;音乐家拉瑞诺曼以及马克贺德;政治人物法威尔、派特罗伯森、杰克坎普、卡尔逊、蓝道泰瑞、库普、卡尔汤玛斯、提摩太和比弗利拉海;学者哈洛布郎,欧斯金尼氏、摩理士、品诺克和威尔斯。这一夥都是奇人,而这正是薛华人生拼图的一部分。要拼凑全图,我们得横跨半世纪和两大洲──从西敏神学院、欧洲艺术画廊、英国寄宿学校到梅育诊所,以及美国最高法院。最后,当薛华一生的拼图完成,我们看见福音派教义和现代世界轨迹极不相称的一面。
  基要派代言人
  薛华家的故事,应当从二○年代基要主义和现代主义冲突起算。艾蒂斯和薛华首次注意到对方是在一次教会青年聚会,两人都为捍卫基督教的正统教义起立发言。她是到中国的宣教士之女,从小家里就不断谈论神学现代化的邪恶。高中时她爱听葛瑞翰-梅钦的广播,敢和自然老师辩进化论,在神学书籍里寻找自由主义的踪迹。相反的,薛华出生在无宗教信仰的家庭。十几岁信主,反养成他基要主义式更敬虔的生活方式,他的阅读兴趣纯为属灵书籍,例如霍尔夫人的《威廉波顿生平》。
  早期交往时候,艾蒂斯帮助薛华了解北方长老教派的点滴和各家观点。当薛华考虑该去何处接受神学训练,他原不喜欢梅钦西敏神学院浑身是刺的好战态度。他倾向于到纽约平和的圣经神学院就读,但艾蒂斯是梅钦的忠实追随者,说服薛华进入西敏。他在那里从梅钦学到圣经无误的教义,并从范泰尔(Cornelius Van Til)学习荷兰神学兼政治家凯波尔(Abraham Kuyper)预设论的护教学。
  他也学到三○年代长老教会论战的艺术。在薛华获得学位之前,梅钦过世,学校立刻陷入内哄。一九三七年薛华和艾蒂斯协助成立信心神学院,提供学生另一选择。这次痛苦的分裂,制造持续多年的个人仇恨。薛华很快变成一个言辞犀利的独立基要份子。但晚年旧伤平复后,促使他严肃地回想,该如何在真实基督徒的爱里面,看待神学上的差异。
  在「圣经长老教会」牧会并投入青年工作九年之后,「海外宣道独立会」差派薛华到欧洲工作三个月,在「信仰圣经」的教会、牧者和机构之间建立联系管道。工作之余,他喜欢在艺廊消磨时间。一九四八年,独立会差派薛华到欧洲,成为长期宣教士。
  薛华一家定居瑞士,在全欧洲推广「儿童归主」计划,并且成立独立基要主义运动的国际性机构。他们在瑞士山中的牧人小屋,招待滑雪度假的女学生,在火炉旁主持宗教讨论。每天工作量极大,常常要忙到午夜。
  一年后,薛华遇到一位念艺术史的荷兰学生陆梅克,他和薛华一样委身于凯波尔的思想。他们一起讨论,思考如何让艺术成为大众化社会哲学的切入点。这成为陆梅克在艺术史上的研究专题、以及薛华所撰述的衰微西方社会之特色。后来几年,薛华带给陆梅克国际知名度,而陆梅克也激发并协助不少年轻的福音派艺术家如Theodore Prescott,以及艺术史专家,如救赎学院的Mary Leigh Morbey和惠敦学院的E. John Walford。
  薛华带有分离主义倾向的讲道,经常责难巴特神学的弱点:「新正统派并未提供新答案。不过是存在主义哲学用世俗语言所说过的,现在改以神学语言表达」。薛华曾在一九五○年至巴特位于瑞士的居所,拜访这位知名神学家。薛华问巴特:「神创造了世界吗?」巴特回答:「神在第一世纪创造世界。」薛华指著窗外积雪的山丘问:「是这个世界吗?」巴特回答:「并不在乎是不是这个世界。」对于薛华这是一个重要信号,证实现代思想:假设宗教世界和物质世界包含两个分离的本体。薛华到死都不同意此观点,坚持「基督教提供真正的真理。」他信奉真理的一贯性,这点加强他一生对圣经全然无误的坚持。他不同意巴特的观点,巴特认为圣经的历史和科学可能不若神学真实、甚至是不同程度的真理。
  虽然薛华确定巴特是错的,但他对自己的看法并无把握,隐藏著日益滋生的疑虑。加上他无法归避自己的基要分离主义,显不出基督徒的爱心,他的灵性于是变得枯乾没有喜乐。在一九五一和五二年间,他经历一段长期的属灵危机,怀疑自己所信的。艾蒂斯大为惊惶,迫切为他祷告,尽量不让他受到干扰。最后,他重新获得确据,知道自己的信念是对的,他发现「人真正的争战是世界观之争」,但他也重新看见基要信仰必须经由实际的爱来传播。他写道:「地方教会或基督教团体必需信仰纯正,但也应该是美丽的。地方团体是超自然神的标本,是在世人中间彰显实质医治的群体……多少正统地方教会,在这点上是死的,没有丝毫爱和交通的迹象:正统派名存实亡,极其丑陋!如果在地上活不出实际,等于否定了我们所表白的信仰。」
  庇荫所的款待
  一九五四年薛华带著新信息「看得见的爱」,回到美国「圣经长老教会」,然而并未获得普遍认同,有人不认为这是从主来的。薛华更进一步宣称:单是接待客旅都是他日益重要的事工,导致差传委员会减少对薛华夫妇的支持。因此,他们在一九五五年辞职,创办位于瑞士山间小镇霍模斯,称为「庇荫所」的独立福音机构。
  一开始,他们的大女儿立即将洛桑大学的同学带回家。没多久,学生固定每周末来到庇荫所。薛华夫妇提供饮食、散步和主日敬拜等活动,营造一种气氛,鼓励哲学和宗教对话。
  薛华一家精于此道。艾蒂斯尤其擅长持家艺术,她能制造迷人的气氛,让客人感觉轻松。薛华更是绝佳谈话对象,他关心人并且留心倾听,让宾客倍感尊宠。当他谈到基督教能解决人类困境时,总是充满热切的信心。薛华曾经写道:「这就是庇荫所以往和现在真正的根基。我们教导基于史实的基督教答案,对一切真诚的问题予以诚实回答。」不少学生因这些周末事工而信主,且有小部份志愿留下,帮助日益加增的工作需要。
  这种独特开放山居的消息迅速传开,到一九五七年,每周末招待二十五人之多。周间薛华则在瑞士和义大利多处教课。虽然薛华家从未直接向外募款,艾蒂斯却有一份愈来愈长的「家信」名单,让支持者了解庇荫所的活动。
  薛华一家直接体验到开放家园的代价不小。薛华日后追忆:「我们所有结婚礼物,在庇荫所前三年就耗尽。家里床单破损,地毯烧出洞来。有一次客人在客厅吸烟,几乎烧掉整片窗廉……毒品进了家,有人在房内呕吐。」
  这段期间,来到庇荫所的多半是欧洲学生,在学校受过完整哲学教育,熟悉黑格尔、祈克果、海德格,以及沙特和卡谬的存在文学。这些学生帮助薛华看清后基督教的现代思潮,他则观察到他们所遭受的冲击。他们接受人类纯为物质世界里、时间和机率的产物。致使多数人无法分辨对错之间的基础,和正常人类生存的意义。这些年轻人具自我毁灭的紊乱道德观、社会疏离感以及追寻美好事物的真诚,激起薛华夫妇的同情。这使得开放家园的辛苦能够忍受,而且迫使薛华更深刻地反省现代文化的轨迹。
  到一九六○年,连《时代》杂志都注意到庇荫所的独特现象。庇荫所设施扩展到三间屋子,艾蒂斯的「家庭祷告信」寄给一千三百人,主日傍晚的「茶会」,每次招待近五十名来自世界各地的客人。因著人数激增,本来不居形式的周末活动,不得不改为演讲、研讨、工作以及敬拜等正规方式。庇荫所同工将薛华有关现代神学和文化之哲学意义的演讲录制下来,这些录音带立刻散播全球。在庇荫所的「学习」,就包括聆听和讨论薛华这些讲演录音带。
  这些年的工作压力,使薛华夫妇的婚姻生活相当紧张,他俩的个性上都特别急,一切以工作为重。艾蒂斯天生骄傲好胜,薛华则多年在扔盆子、摔东西的坏脾气下挣扎。夫妻间常有剧烈争执。在庇荫所事工最繁忙的几年,不巧他们的儿子法兰克在三岁感染天花,使得情况格外辛苦。庇荫所的经济情形一直不稳,有时相当吃紧,多次面对满桌客人,而盘中只有一点基本食物。从事工开始就担负多项实际责任的艾蒂斯,开始厌倦她所扮演的角色。她回忆一九六○年代初期,写道:「这段期间我陷入自怜的光景。我从『愿作任何事』到『想为自己作些事』,这占据了不少我思想和祷告的时间。」
  从欧洲及北美,薛华接到许多演讲邀请,然而艾蒂斯一直不愿意他远行。错失这次机会,对薛华造成极大挫折。这时他已身经百战,和高等知识份子中的怀疑论者、不可知论者和嘲讽者,经过上百场对话。他对于自己提供的标准答案深具信心,有雄心面对更广大的听众。艾蒂斯记得许多夜晚,在庇荫所的小组讨论之后,薛华上到卧室以拳击墙、直到红肿,说著:「唉,艾蒂斯,我确知我有真实的答案……我知道这些可以帮助人……但是没有人来听……只有一点点人来……我们到底在作什么?我到底在作什么?」
  回到北美
  一九六五年艾蒂斯终于软化,让薛华得到久盼的较大舞台。那时哈洛布朗在波斯顿学生中工作,安排薛华在那儿演讲。接著在惠顿学院有一系列讲话,整理后出版第一本书《永在的神》(The God Who Is There)。薛华涵盖艺术和科学领域,辩称所有现代思想和文化均立足于同一假设,认为人类是自然宇宙的或然率产物。然而基于此一前提的思想体系,却无法解释人性的起源,像「对目的和意义的期盼、爱情、道德和理性观念、美感和语言沟通。」在基督教之外其实只有两种选择,不是遁入不切实际的神秘主义,就是陷入贬低人类至机器层次的虚无野蛮主义。唯有基督教能和人类现实的存有相称,有能力解决存在的困境,因为它是真理。但是,除非基督徒先学会二十世纪的文化语言,藉此说服非基督徒面对其前提假设所产生的逻辑结论,否则无法有效地在当代传扬福音。
  在一九六○年代中期,这个从瑞士山区来的紧张小子,所释放的信息与福音派圈内所盛行的全然不同。当惠敦学生还在争执可否放映小鹿班比,薛华已在畅谈伯格曼和费理尼的影片。当学校主管人员在筛检学生出版物是否含有存在主义思想,薛华却大谈卡谬、沙特和海德格。他引述迪伦-汤玛斯,熟悉萨尔瓦多-达里的艺术品,倾听披头四和约翰凯吉的音乐。
  这次旅程对于福音派学生,产生电击般的果效。威尔斯后来称薛华在波斯顿的演讲开启了「基督教学者令人振奋的使命」。史家马克诺尔(Mark Noll)记得薛华在惠敦的演讲,为他学生时代最具启发性的校园学术活动。薛华拆除了隔开福音派与当代文化表达之间的帷幕,提供基督徒对雕塑、音乐、绘画和文学等课题的解读,这些都是现代人心灵的哲学陈述。历史未来学家米格理洛大受震撼:「薛华告诉我基督徒不必是一无所知的笨蛋。」
  之后的十年,薛华成为美国福音派名人。出版了十八本书籍和小册子,大多出自一九五○年代后的演讲和谈话。(一九七五年之后,又出版四本书;单美国一地即销售两百五十万册以上。)
  艾蒂斯陪著薛华四处演讲,也发展出自己的信息,广受欢迎。在大学校园里,艾蒂斯喜欢和宿舍女学生「进行亲密而坦率的交流,话题包括婚姻、性和如何成为饶富创意的专职家庭主妇。」她并且开始创作,一九六九年出版《庇荫所》(L'Abri)一书;一九七○年中期,经常为《今日基督教》撰写专栏,到一九八一年她完成八本有关家庭生活和灵修方面的书,销售超过一百万册。她在作品中经常反对「妇女解放」和双薪家庭的趋势。后者有些令人不解,因为随著薛华的事工扩展,艾蒂斯也开始了她全新的专职写作和演讲事业。而十一岁的儿子法兰基,那些年被送到英国的寄宿学校。
  她描写庇荫所早期的光景,正好契合年轻人反正统文化的情感,提供离家青年家庭温暖,彼此分摊工作、自制全麦面包、以及壁炉边知性的交谈,而这一切全仰赖祈祷带来神超然的供应。《庇荫所》一书引来大批新访客,大多是美国福音工作者。不过庇荫所仍继续吸引不少非基督徒,甚至嬉皮时代的毒品专家李锐也曾造访。薛华和艾蒂斯现在每年只在庇荫所住三个月,平时工作交由女儿和义工维持。
  薛华夫妇显出特殊的能力,能认同一九六○和一九七○年代初期的学生所关注的议题。薛华指责战后盛行的物质主义,坚称多数美国人没有高尚的人生哲学,只知道「个人平安和富裕」。虽然薛华强烈反对共产主义,但他也不宽容国际间的武力竞赛:「在原子分裂、原子融合和飞弹对抗中,我们如何能相信『我们这边』发明和制造这些武器者的思想,基本上和共产党『那一边』所思想的不同?」他呼吁大家不要自毁巢穴,应当尊重社会常理。他反对种族主义,在庇荫所总是以身作则。他同情逃避现实社会者和吸毒者,「因为这些人够聪明,知道无人提供解决之道,所以他们选择出走……年长的一代没有带给他们任何值得关注之事。」
  薛华甚至抨击福音派中产阶级之罪。他呼吁福音派人士接纳「革命性」的心态,放弃在教堂悬挂美国国旗:「忠党爱国不必和基督教挂钩。」他指责美国福音派过份个人化:「基督教信仰诚然是个人之事,但却不单是个人之事。必需有真实的社区,提供彼此间真正属灵和物质上的帮助。」他催促基督徒欢迎一切神所差来的人,包括学者、嬉皮和有毒瘾的人士。薛华说:「我向你们挑战,我因著耶稣基督胆敢向你们挑战。依照我建议的去行,开始为社区开放你们的家。」但他警告真正的社区需要教会「支援福音设施」,并祛除假冒伪善之恶习:「不要空谈反对富裕的社会,除非你立刻交出所积聚的那份钱财。不要空洞地反抗,说我这些信息不是神所教导的。」
  薛华的信息,对于刚浮现的福音派青年文化,有如清新的空气。加州伯克莱「基督徒世界解放前线」的创始人史百克(Jack Sparks),造访庇荫所,并且希望他的机构也能对知识份子造成一样的冲击。薛华对赖瑞诺曼(Larry Norman),「耶稣革命的桂冠诗人」,也有极深的影响。(赖瑞在一首诗中,将庇荫所和朝之地并列:「我们在海法度蜜月,在加利利用餐 / 然后搭便车到瑞士造访庇荫所。」)一九七○年末期,诺曼成立自己的唱片公司和艺术表演团体,他想使它成为「音乐的庇荫所」。艺团中有位音乐家马克赫德,就曾在庇荫所学习,他说那儿是一处可以放胆询问任何信仰疑难的地方。
  尽管带著反正统文化色彩,薛华夫妇在一九七○年初期,开始和共和党保守派政治领袖建立关系。一九七一年他们认识了当时的众议员杰克坎普,他转而又介绍薛华夫妇给更多华盛顿政要。坎普的妻子琼恩以十年之久,带领一班众议员妻子阅读所有薛华的著作。福特总统的儿子麦可也曾是庇荫所的学生,他邀请他们至白宫用餐。
  薛华在西敏和信心神学院所学到的圣经无误论,使他一直以强烈态度质疑任何偏离的神学主张。他引导学生远离富勒神学院以及大多数基督教大学。一九六六和一九七四年,薛华两度在葛理翰国际福音大会致词,但是他不喜欢葛理翰的传道风格。依薛华之见,葛理翰过份注重经验,对圣经无误的支持声音也不够大。不过,这段时期他相当自制,避免公开指名批判福音派人士和机构。
  薛华为自己在福音派世界,创造出极高的独立地位。对于反正统文化倾向的学生和保守政治人物,都深具吸引力。他和美国其他福音派领袖保持若即若离的关系。虽然薛华拥有广泛的国际接触,他却很快地将欧洲舞台抛诸脑后──欧洲是他思想成形的关键之地──转而关注美国内部事务和美国福音性次文化。
  转向实践主义
  一九七四年薛华二十一岁的儿子法兰基,将薛华的事工推入崭新的方向,不过最终又趋向传统传道风格。法兰基梦想制作一套十集影片,副标题为「西方思想文化的兴衰」。这是针对克拉克著名的「文明」系列,所作出的基督徒回应。这一影片计画,「我们该如何生活?」 (How Should We Then Live?1976~77,同名书籍中译《前车可监》) ,获得空前成功,使一般福音大众,了解薛华关于西方文化界基要知识份子逐渐衰败的信息。同名系列影片和书籍都极为畅销,随后到十八个城市的讲习会更吸引了成千上万的听众。
  然而这计画却在庇荫所引起极大纠纷。原来庇荫所事工都是经过同工讨论和祷告,然后才作重大决策。但这件事,薛华一家是在决定之后,才要求祷告支持。他们甚至打破前例,公开向支持者募集款项,以支付超过百万美金的部分预算。
  影片推出后,批评薛华的声浪增高。他第一次在惠敦学院演讲时,教职员的反应就不如学生对他的肯定。哲学教授荷姆斯(Arthur Holmes)对于薛华用简单推论,就摒弃整个哲学分析领域,深觉反感,后来《新闻周刊》曾引述他的话,大意是说他课堂上以薛华的书,作为随心所欲、不需研究哲学的例子。甚至在薛华早期比较严谨的作品中,因跨越过多不同专业领域和年代,专家经常会发现令人窘困的细部错误和过度简化之嫌。《前车可监》一书招来更多责难,因为基本上该书是将薛华早期作品以更简单的形式呈现。
  然而,理论批评家本来就很难对所谓「踏脚石」学术,提出中肯定位。如同伟大的通俗教育家威尔斯(H.G. Wells)和杜兰(Will Durant),薛华将理论课题普及化,成为条理清楚和深具意义的体系,凸显不同时代和不同领域间广泛的关联。杜兰所著《哲学的故事》一书有血有肉;这正是薛华对福音派的贡献。他让无数的高中和大学生,首度注意到历史和文化中重要观点的意义,以及基督教在智性上的丰富遗产。即使远在巴基斯坦,也有青年宣道会的同工,于一九七一年,带来薛华夫妇的著作,给宣教士子女寄宿学校的学生,他们反覆阅读这批书籍。教会的青少年领袖和校园传道,将薛华的书介绍给他们最优秀的学生,引导不少福音派学者开创他们的生涯。亚斯伯里神学院的哲学家华尔斯(Jerry Walls)回忆到:「薛华的书使我对基督教的认识改观。他帮助我比以往更广泛地思考我的信仰。我的信仰演变成较完整的世界观,包含许多以前我从未清楚想过和属灵有关联的事物。」
  《前车可监》一书脉络所呈现的最大转折,是在堕胎议题。薛华广泛探讨堕胎合法性问题,视其为独裁政府和极权主义威胁的案例。薛华一向反对堕胎,不过到一九七三年二月,美国最高法院宣布堕胎合乎宪法之后,反对堕胎才成为他事工的重要部分。一九七七年初,薛华全神关注堕胎议题。薛华、法兰基和老友库普(C. Everett Koop)当时是美国知名小儿科外科手术和福音派反堕胎先驱),合作拍制一套五集的影片,同时出版书籍和行动手册,并到全球四处演说。影片《人类到底怎么了?》(Whatever Happened to the Human Race? 1979) ,更结合薛华一贯对世俗人文主义、如何无情贬低生命的解说,以及库普强有力的证词,他举证医院普遍残害婴儿。库普后来写道,参与这件事是他成为雷根总统卫生部长的第一步。
  该计画结果成败参半。旅行演说令人失望,听众很少,在一些城市尚且入不敷出。薛华责怪:「[福音派]领袖态度冷淡,他们不愿会友参加这些集会,唯恐妨碍到周遭文化对教会的接纳。」一九七八年,梅育诊所诊断出薛华罹患癌症,在化疗期间再加上出席率不佳的双重压力,薛华极度失望。不过,尽管听众和教会支持较预期为少,他们仍然代表可观的、基层反堕胎力量。不少人士肯定这套影片和演讲,视其为他们个人参与反堕胎行动的起点,而且很可能这一系列活动所造成的实质冲击,远超过参加人数庞大的《前车可监》讨论会?
  薛华一家对主流福音派的反感日益加深,因为他们显然不愿为圣经无误辩护,也不愿参与反堕胎事工。例如,著名的一九七三年「芝加哥宣言」──由反正统文化的福音派年轻一代所召集,鼓吹社会行动──却丝毫未提及堕胎问题。因此薛华开始和联合反堕胎行动的新基督徒右翼领袖为伍。
  薛华的著作说服了法威尔(Jerry Falwell)采取反堕胎立场。薛华还影响法威尔共同作战概念(薛华相信基督徒应该联合非基督徒反对社会不公),这导致法威尔尝试引进天主教、犹太教、摩门教和其他团体,在一九七九年加入「道德多数」团体。薛华和法兰基公开支持法威尔和派特(Pat Roberson)。薛华在一九八一年的《基督徒宣言》中,定义堕胎为美国社会关键性议题,呼吁基督徒可以诉诸非暴力反抗,甚至提出武力抵抗政府的想法。这本书是派特最喜爱的书之一,而且启发当时就读于以琳圣经学院的年轻人泰瑞,开始一种新的反堕胎方式,采用民权运动消极抵抗的方法。泰瑞说:「如果你想认识援救行动(Operation Rescue) ,你就必须阅读薛华的《基督徒宣言》。」
  这时候,反正统文化的年轻一代,开始公开质疑薛华到底在想些什么。一九七○年薛华曾写道:「我们对年轻人所作最不义的一件事,就是要求他们保守」,但在《基督徒宣言》他却说:「一九八○年,藉著美国总统大选中的保守势力……我们的机会之门大开……我们期待此门继续敞开,而且不只是在单一议题上。」一九七○年薛华曾提出警告,反对将基督教包在美国国旗底下,但在《基督徒宣言》他却采取前所未有的一步,赞扬「道德多数」团体──这些人真心保护未出生胎儿,对神以及对美国政府同样热诚效忠。薛华反正统文化的色彩,至此似乎已荡然无存。
  一九八○年初,法兰基出版了几本嘲讽意味十足的书,攻击著名福音派人士和机构是「可悲的服事」,薛华和主流福音派的关系更形恶化。薛华未制止儿子──部份由于父子情深,部份也因为法兰基讲出薛华认为该说的话。薛华在最后一本书《福音派的大祸》(The Great Evangelical Disaster, 1984),就称许法兰基对福音派的「激烈批评」,并跟著指名攻击。书中警告福音派顺应了八○年代的文化,并已走到背教的边缘。一九八四年初,薛华在和癌症搏斗之余,跑完十三座城市,宣讲此一主题。旅程结束后一个月,他在靠近梅育诊所、位于明尼苏达州罗彻斯特的住处过世。
  艾蒂斯继续罗彻斯特庇荫所的工作,一面仍旧写作。在瑞士的庇荫所也照常运作,还有其他在美国麻州、澳洲、荷兰、英格兰、印度、南韩、以及瑞典的庇荫所也一样。薛华的三个女儿和女婿仍旧参与世界各地庇荫所的工作。法兰基──现在称为法兰克──从苛责福音派改为影片制作;之后他写了本关于他家庭的小说,文笔细腻、有趣、引人并且刻薄。最近他离开福音派改信东正教,现在四处演讲并宣扬改教之事,措辞强烈一如他的父亲。
  薛华所代表的意义
  在生命末了,薛华似乎兜了一圈又回到起点。他的职事起于教会纷争的二○年代,结束在催促福音派进行下一波致命的争战。在薛华完成一切该说该作的之后,福音派仍旧不知怎样解释薛华的行为。评论家更苦于如何适当地将他定位,各式各样的称呼都有──牧师、布道家、福音预工、护教者、知识份子的宣教士、基要主义的导师、哲学家、先知。
  所有这些称呼都有些道理;但若只取其中一项,将难以辨识薛华。在他去世前二十年间,薛华无疑是最重要的大众化知识份子。他认为思想是攸关生死的大事。而历史则教导我们:一个民族建设社会的理智基础,将决定该社会的法则和特性:「历史和文化有其源流。人类的思想奠定其根基,并促使它泉涌。」他的单一信息就是:我们无法期盼社会有公义和公平,除非人们由下而上以神的意念为意念。
  尽管薛华在许多细处有缺失,但近来有些评论家承认,整体而言薛华具有长远的影响。薛华历史观点的中心概念,在于看见相对论在后基督教世界的胜利:「现代人已经丧失绝对标准,污染了道德的每一面,以享乐和相对主义决定标准。」他不会惊讶「后现代」思潮的降临,后现代已在知识界建立了无数相对论调的祭坛。他也不会对随之而来的道德真空感到讶异,这正是当代学术界的思想特色。在最近一期的《高等教育编年史》,人类学者卡洛琳(Carolyn Fluehr-Lobban)正苦脑著一项事实,亦即她所高举的专业指导原则──文化相对论──使她没有理论基础来反对强暴、或是不同文化间的灭种行为。我们几乎可以听到薛华说:「我早就告诉你了。」
  在关怀生命的议题上,薛华特别有先见之明。一九七六年他就观察到:「在胎儿认定上,法院武断地区别存活和活人的定义。如果这样可行,我们是否也可以任意定义老年、剥夺其生存权?这样下去,安乐死很快就可以为人们所接受。如果这是对的,我们岂不是要在人脑死之后,取用植物人的器官和血液?」薛华严峻的警语,现已是稀松平常的新闻。医师凯沃金(Kevorkian)被称作「杀人不眨眼的杰克」,他所杀死的人数已经超过邦迪(Ted Bundy),但是密西根州却无法禁止他。联邦法庭禁止华盛顿州以立法阻止医师杀害病人,而华盛顿大学更允许销售千万堕胎婴儿的身体器官。
  薛华晚年,似乎以为社会秩序可以从上往下改革,先立法然后再教育知识界。他变得激进异常,这大概是因为,他无法坐视数以百万的胎儿被残害。如果说他后来的行为与他的哲学理念不一致,实在是有因可循。赞成堕胎合法化的历史学者威尔斯就曾说:如果我们真相信堕胎是夺取无辜的生命,薛华的反应也就合理。
  当我们尝试衡量薛华所代表的意义,或许可以葛理翰作为比较。两人同时达到个人影响力的高峰,同样对美国福音派有难以估算的冲击。葛理翰在许多方面代表著中间温和的福音派──化解争论,希望人人圆满,同时和共和、民主两党为友,不轻易扰乱中产阶级的成规,愿意和所有给他福音机会的人合作。诚如历史家葛兰华克(Grant Wacker)所言:「当葛理翰说话,美国中产阶级听到的是他自己的声音。」见到葛理翰和总统走在一起,就如同见他手持圣经、站在讲坛一般自然。
  但是,正如人们无法想像德蕾莎修女、会在名牌服饰店购买貂皮大衣,人们也无法想像薛华和名流富豪打高尔夫的模样。如果葛理翰代表福音派温和的一面,有如玻璃当中平滑的部分,那么薛华代表的则是压碎的玻璃边。本质上,福音派的宗派界限相当模糊,但薛华自己定位的基督教却极端偏狭。葛理翰广结善缘,欢迎各地盟友,但薛华拒绝任何结盟。对那些同意他的理想、却又不跟从他的,他将之归为共同作战者,以对抗现代文化中世俗和非人性的发展倾向。当葛理翰诉诸多数的中产阶层,薛华却攻击中产阶级、说他们看不清前面的方向。受他影响最深的,当然也就是那些对中产阶级怀有恨意的人士──辍学或逃避现实社会者、知识份子、以及那些开始察觉美国司法制度沦为无赖汉避难所的正派人士,这是值得注意的近代现象。
  简言之,薛华代表基督教福音派、在所处世界一直局促不安的那一部分。他曾说:「在我的教导里,我非常强调我们是活在一个不正常的世界。假如我不认识这一事实──世界已非神所造的样子,那我个人简直无法忍受这个世界。」或许这就是他留给我们最持久的遗产──他透澈的先见之明,早看到神所设计的世界和人手所经营的世界之间,有著巨大的差异。
  (本文译自《今日基督教》,一九九七年三月号)
  作者为诺特丹大学(University of Nortre Dame)历史系副教授。



上网时间: 2002-12-10 
来 源: 加利利基督徒网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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