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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基督徒对“五四”科学主义的反思
作者: 周小安 [信仰之门/www.GODoor.net]    




一.五四时期的科学主义

在中国,人们对科学和民主的认识并不是始於“五四”,但响亮地喊出“赛先生”和“德先生”的口号,则是陈独秀和《新青年》杂志的作为。“赛先生”和“德先生”被“请”出来後不久,便加入了1923年开始的一场“科学与人生观”的大论争。这次论争起因於北京大学教授张君励於1923年2月14日在清华大学题为〈人生观〉的讲演。张君励在讲演中提出:“人生观问题之解决,决非科学所能为力。”同年4月12日,地质学家丁文江发表〈玄学与科学评张君励的“人生观”〉一文,针锋相对地提出“科学万能”的观点,从此打响了科学与人生观论争的第一个回合。1924年8月1日,陈独秀在《新青年》杂志上发表〈答张君励及梁任公〉一文,为这场历时一年半的论争落下了最後一幕。

  在这次论争中发表的长短论文共有40余篇,参加论争的既有著名哲学家(如梁启超、胡适、张君励、张东荪、瞿菊农、范寿康等),也有著名的科学家(如丁文江、任叔永、王星拱、唐钺、陈志来等);既有清末维新运动的领导人(梁启超),又有“五四”新文化运动的领袖(陈独秀、胡适);既有国民党的元老(吴稚晖),也有共产党的早期领导人(陈独秀、瞿秋白)。

以张君励为代表的一些哲学家坚持认为科学的能力有一定的界限,反对“科学万能”论。为此,张君励提出一种“知识二元论”的观点。如康德一样,他试图为科学研究的有效范围划出一条清楚的界限。张君励提出人生观的五个特点:主观性、直觉性、综合性、自由意志和个别性。与此相对照,他还提出科学的五个特徵:客观性、经验性、论理性、因果决定和统一性。据此,张君励认为生物学距精确科学还有很大距离;心理学则不合乎他的科学标准;至於“全社会变化,决不能预测,故决非科学的。”以丁文江为代表的一些科学家(包括少数哲学家)则坚持“科学万能”论,认为科学作为认识方法,具普遍性,不仅可以认识自然界,而且可以支配人生观。丁文江提出:“凡是事实都可以用科学方法研究,都可以变做科学。一种学问成不成科学,全是程度问题。”更进一步,丁文江认为:“科学的万能,科学的普遍,科学的贯通,不在它的材料,而在它的方法。爱因斯坦谈相对论是科学,詹姆士谈心理学是科学,梁任公讲历史研究法,胡适之讲《红楼梦》,也是科学。”

二.对“科学万能”论的评价

今天来看,张君励反对“科学万能”论,是有理由的,尽管张君励为科学所划的界限,难以成立。“五四”科学主义的核心在於鼓吹科学方法的万能和普遍性,有意或无意地忽略了科学方法的不自足性。不错,科学方法的确具有广泛性,但这种广泛性是有限制的,并非无限制的。它的限制主要来自那种隐而不提的宇宙观或形而上前设。

  五四时期,大部分主张“科学万能”论的人都反对形而上学,但是实际上,在这次论战中联合起来批评张君励的有信奉马赫·皮耳生的实证主义的丁文江,有信奉杜威的实用主义的胡适,有赞成罗素的新实在论的(如王星拱),也有赞成机械唯物论的(如吴稚晖),还有赞成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如陈独秀)。事实上,找不到一个完全没有哲学背景的“科学万能”论者。例如,丁文江承认自己的哲学是一种“存疑的唯心论”;而胡适则称自己的哲学为一种“自然主义”。

  除了“形而上前设”(大部分时候不明说出来)之外,科学方法也不能完全脱离宇宙观而独立发挥作用。科学方法与宇宙观(这是科学理论所不可或缺的)总是联袂而来。根据郭颖颐的研究,五四时期的科学主义者大都信奉牛顿的宇宙观。郭颖颐指出:“这唯科学主义,假定宇宙一切确实的都是物质,物与物之间的关系、活动皆可用科学方法来研究,可以用科学方式来代表,人也是物质之一,受自然法则支配,人的灵魂作用只不过是物质的活动而已。”如果郭颖颐的上述观察不错的话,那麽,“五四”科学主义所预设的正是机械宇宙观,其中包括了客观主义、约化主义和决定主义三个基本要素。

  今天,机械宇宙观的上述三个基本要素都被20世纪的新物理学所推翻了。然而,这并不表示它们的影响也随之消失无踪了,许多当代人,不仅是普通群众,而且包括学者,仍然深受它的影响。

  科学主义的典型性格是片面强调科学方法的普遍性,以此掩盖其“形而上前设”和宇宙观的限制。科学主义的危险性在於:它在现代文化中往往披著反宗教、反传统的外衣,实际上本身却成为一种新宗教、新传统。由此不难理解为什麽“五四”以降,中国科学主义的高潮往往伴随著「非基督教运动」。

三.科学与基督教科学主义

总是倾向於将科学与基督教对立起来,好像两者从来都是势不两立的。这其实既与基督信仰不合,也与历史真相不符。基督教信仰有两个主要教义:一是神的创造,二是神的救赎。首先,人作为受造者,其受造的义务或天职就是荣耀造物主神(创世记1:27-28)。科学作为认识自然、社会和人的事业,主要目的之一就是认识神的创造,欣赏神创造的秩序、伟大,智慧和奇妙。通过科学研究,揭示出神创造的伟大,这就是荣耀神。这样,科学按其本质便应该具有神圣的宗教意义(虽不是唯一的意义)。事实上,早在13世纪,芳济会的伯拉维切尔便提出二本书的比喻。自然界由於被神所造,体现出神的理念,因此有如一本书,从中人可以认识神的某些属性。但人的这种能力已被罪所破坏,因而需要神的第二本书,即《圣经》来为我们提供伦理和神学方面的可靠知识。

  更进一步,基督徒作为蒙神拯救的罪人,更是蒙召来事奉神(罗马书12:1)。事实上,历代许多基督徒科学家,正是以这种蒙召的使命感,全心投入科学研究。在17世纪初,开普勒经过长期努力,终於发现了行星运动三大定律。那时,他以喜乐的心情将荣耀归於神。他在书中写道:“我感谢你,创造之主和神,你已在你的创造中赐给我这份喜乐!我在你手作的工作中喜乐!我已经完成了我所蒙召的工作。在其中我已用尽了一切你赋予我心智的才能。我已将你的伟大工作向那些将要读到我所写话语的人们揭示出来。我已尽我狭隘的心智来了解你工作的无限丰富。”在这里,我们清楚听到一位杰出基督徒科学家的心声。他以一种崇高的宗教情怀进行著长期艰辛的科学研究,与中国五四以来那种无神论的科学主义态度有霄壤之别。美国社会学家墨顿的研究表明,清教徒荣耀神的宗教热忱帮助了17世纪美国的科学扩展。历来的研究则表明,这种现象不只限於清教徒,天主教徒也对近代欧洲科学的发展作出了积极的贡献。

  回顾欧洲近代科学的发展历史,使我们发现20世纪中国科学主义盛行的一个宗教背景:中国知识界强大的无神论传统。正是这种无神论传统,使得许多近代中国知识份子向西方学习时,只看到科学和民主,却看不到产生科学和民主的信仰根源。严复大概是第一个将近代西方发达的原因归结为科学与民主的学者,後来这种观点几乎成了中国人的共识。结果,在许多中国学者的心目中,科学不是荣耀神的事业,而是取代了神的位置,成为受人崇拜的对象。这种偏差,使20世纪的中国科学偏离了自身的适当位置。结果,中国科学往往成为政治的工具。我们认为,中国知识份子若要纠正“五四”以来的科学主义偏差,首先需要改变其无神论的立场,认清人在宇宙中的适当位置。中国学者只有首先与上帝和好,建立起和谐的神人关系,才可能有正确的科学观。

□後记:本文是笔者1995年5月13日在加拿大维真学院UBC查经班“五四演讲会”之演讲稿。洪予健兄对初稿提出十分宝贵的意见,特此致谢。

注释:

  张君励:“人生观”,《科学与人生观》上海亚东图书馆,1923年。
  丁文江:“玄学与科学”,同上书。
  陈独秀:“答张君励及梁任公”,《新青年》第3期,1924年8月1日。
  张君励:“再论人生观与科学并答丁在君”,《科学与人生观》,上海亚东图书馆,1923年,28-30页。
  丁文江:“玄学与科学”,同上书,12页。
  同上,20页。
  范岱年:“对‘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哲学反思──二十年代初的科学与人生观大论战”,《科学史论集》方励之主编,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出版社,1987年,272页。
  郭颖颐:“赛先生、德先生的转形”,《二十一世纪》,1991年第4期,17页。
  客观主义要求测量仪器对被测系统的干扰可以忽略不计,这一要求对於微观系统不能满足。约化主义要求全体等於部分之和,这一要求对於许多新物理系统(如长程序系统和自合系统)不能满足。  决定主义只承认机率为1的事件的真实性,而量子力学表明机率小於1的状态同样是真实的。例如:一个电子可以同时处於自旋向上(机率0.5)和自旋向下(机率0.5)。转引自:C.B.Kaiser,Creation and the History of Science; William B. Eerdmans Publishing Co.1991),P.127。
  



上网时间: 2002-11-17 
来 源: 《海外校园》13卷2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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