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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理想国的梦中醒来——读《破碎的激情》
作者: 谢有顺 [信仰之门/www.GODoor.net]    


张梅说,她用十年的时间才完成了《破碎的激情》这部不到二十万字的作品。写作状态的随意和散漫都不足以构成作品难产的原因,可以想像,比写作速度的缓慢更加缓慢的是内心挣扎的过程。那些在理想主义的刀锋上,赤足行走的日日夜夜,一点一滴,记录下疼痛的呻吟,绝望的叫喊,那团黑影像病毒一样在扩散,非同一般的疾病,以个人经验的方式,叙述着集体记忆深处隐晦斑驳的形象和细节。
  关注个人经验,恢复个人言说的权利,有意回避或虚化社会学意义上的生存背景,日常生活的琐碎,断裂,残缺,间离,错位,以及荒谬感和偶然性编织在一起,捣毁了“忧乐圆融”的传统原型,“烦”、“畏”、“死”的哲学情绪弥漫在九十年代的小说写作之中。个人的生存体验正以文学性的舒缓、细腻的节奏逼近生命的核心地带,但真相出场的时候,虚无的幽灵像影子一样紧随其后。所以梦游者的呓语成了九十年代小说最主要的言说方式。外部世界和时间序列被悬置,个人经验被一味地等同于当下的日常生活,并且是一种被作家的眼光过滤了的日常生活,这样做的危险就是把作品变成了存在主义哲学的文学化注释。
  《破碎的激情》(上海文艺出版社1999年出版)试图在避免这种危险,由此加重了写作的艰辛。如果引入时间的纬度,在个人经验中融入集体记忆的成分,会不会落入写实叙述的俗套?如此险象环生的写作之旅无疑是富有刺激和挑战的。一些奇异的段落出现在了张梅的小说之中:黑色幽默,荒诞派,超现实主义,魔幻现实主义等表现手法(当然不仅仅是手法),它们已经粘合成一种诡异的文体气质,漂浮在我们的阅读视野里;一个被理论家们的模糊概念支解得七零八落的关键问题——理想主义,在小说家这里得到了修复,使得它不再陈旧,干瘪,我们可以再次聆听它的呼吸,感受它的气息,理解它的命运,靠近它的热情和冷寂。
  这是一种阅读的幸福吗?
  理想主义,是新时期的一个重大的文化命题。当我们回望这二十年的心路历程的时候,任何一种概念性的结论都显得苍白和无力。所有的言说方式,比如社会学的,政治经济学的,思想文化的,作为冷静的观察者,都在对我们所处的历史空间进行有效的分析、反思和批判。但这些研究提供给我们的解释,是否可以完全化解我们内心的疑虑和困惑?或许化解本身就是一种奢求,我们应该学会寻找另一种更加柔和的方式,来亲近我们的疑虑和困惑。张梅的文本为我们提供了这样的方式,使我们参与到了这个重大命题的思索中。进入这样的方式,体验性的表达和倾诉也就成了另外一种意义上的思考。那些曾经有过的爱与痛,焦虑,惶惑,无助,迷惘,忧伤,甚至疯狂,罪恶,梦魇的残片,之所以构成了整整一代人的生命形态,其中最基本的联结元素就是理想主义。这个带有沧桑感的集体记忆,一直潜行在从五四以来的国家命运和个人命运之中,沉积为二十世纪最有代表性的中国经验,被不同的文本不断复述。尤其对于中国知识分子,理想主义是他们确认自我身份的心灵密码和精神指标。当然,作为现实目标的理想,它的内容在不断地变化,但作为一种信仰,理想主义者几乎成了知识分子的代名词。这时候的理想,是在超验的维度上展开,个人永远笼罩在对它的神秘感和敬畏感中。它不需要被事实证明,也不需要被逻辑证明,但也不排除它将遭到事实和逻辑的质疑和诘问。
  《破碎的激情》就是在理想主义遭到质疑和诘问的时候展开叙述的。而小说要表达的不是理想本身,而是关于理想主义的体验,以及理想主义者的内在命运。应该说,张梅的写作速度和她的精神节奏是合拍的。这样的写作是内心挣扎的尖利声响,跌落在纸上。一个现场目击者,一份亲历者的证词,文字和灵魂一起出生入死,是颂词,挽歌,遗言,情书,共同编织成的复杂倾诉,对着那个时代,对着属于那个时代的光荣和梦想,有眷恋,怀疑,自嘲,反讽,清醒,以及清醒后的寂寥和无奈。或许不应该去辨别对与错,真与假,或许沉醉于来自沉醉的亢奋和热烈才是一种纯粹的幸福。在生活激情沦陷的地方,小说诞生了,是一种更本质的激情捕获了小说,是小说构成了形而上的激情。这里没有对与错,是与非,以及认识论范畴的判断。小说不应去考虑这样的问题,生活永远是正确的,理想主义注定要失败;或者理想主义者是错的,现实的,功利的,实证的态度才是可行的。面对一个矛盾重重的世界,我们唯一能够确定的就是事物的不确定性,模糊性,小说唯一能做的就是抵御时间对生命的伤害,防止“存在的被遗忘”,小说一直在给具体生命最大限度的同情和理解,最完全最真实的抚慰。昆德拉在论及小说的智慧时说:“这种是或不是囊括了一种无能,……这种无能使得小说的智慧(不确定性的智慧)难于接受和理解。”对于有限的生命来说,重要的不是现实本身,而是一种言说现实的权利,并在言说之中,唤起对不朽的期待。
  《破碎的激情》并不是一部严格意义上的长篇,它由“殊途同归”和“破碎的激情”两个版块组成.,两部分的写作在时间上有间隔。写作时间的断裂给阅读带来的感觉,就像音乐中的休止符,它并非无意义的停顿,是精神状态自身节奏的组成部分。虽然在后记中张梅说,这种时间上的间隔是无意的,只因“殊途同归”发表后,过了几年它的意义才在时间的流逝中浮现出来,有了朋友的鼓励,才萌发了续写下去的冲动。但时间是什么,它不是存在于我们的想象和理解之中吗?海德格尔认定:“我就是我的时间。”作为精神氛围的时间,它与我们的体验和感觉同行,所以写作的延宕是作家自身心理裂痕的外在表现。于是,无依的灵魂就在在黑暗的缝隙里张皇着,游荡着。两个版块的游离,时间的断裂,似乎成了某种隐喻性的告白,它暗示着对峙和紧张是什么,裂痕又是怎么形成的。为此,我们无法回避八十年代/九十年代,理想主义/物质主义,激情/死寂等等意识枢纽,因为它们一直坚固地盘踞在我们的感知经验之中。
  圣德是贯穿小说始终的灵魂人物。自称理想主义者的张梅把自己思想的脉搏和心跳移植在这个人物身上,一个曾经自命不凡的大众的灵魂领导者。尽管这样的角色含有幻觉的成分,但在八十年代青春中国特有的精神气候中,人们期待救世主,就像食物对于饥荒,水对于焦渴的含义。从一场巨大的噩梦中醒来的人们,还来不及去思考食物的营养和水的纯度,也还没来得及去辨别什么是思想和思想的赝品,什么是思想者和思想的贩卖者。仅仅是饥渴,如此的强烈,使得这个世界又陷入另外一种形式的迷狂。人们发现了圣德和他的《爱斯基摩人》杂志,圣德决心把杂志办成像世纪初的《新青年》,具有感召力,又有启蒙性,因为他痛恨市民的庸俗和无理想,他想把理想和文化灌输给市民,他想让这座城市重新充满活力和激情,他把自己等同于真理,他就是社会的良知和道义。黑格尔曾这样描绘圣德式的人物:“伟大的人们立定了志向来满足他们自己,而不是满足别人。假如他们从别人那里容纳了任何谨慎的意见和计划,这只能够在他们的事业上形成有限的、矛盾的格局;因为他们本人才是最懂得事情的人;别人从他们这里学到了许多,并且认可了,至少也是顺从了——他们的政策……他们周围的大众因此就追随着这些灵魂的领导者。”于是,圣德租住的铁皮屋成了人们心中的圣地,激动的人群从四面八方赶来,在这里聆听,讨论,共同分享思想的盛宴。就这样,一个注重精神生活的知识分子被拥戴成文化英雄,一个一个的传闻被演义成传奇。反正偶像的宝座不能空缺,厌恶了政治家的教导并不意味着人们弃绝了教导本身。一个走不出精神断乳期的民族,总要为信仰寻找一个具体的符号。符号确立之后,信仰的实质却彻底地丧失了。圣德面对自己的处境,开始感到紧张和不安。他的精神生活不再高蹈和孤绝,他滑落到经验世界的层面,他开始关注自己的外在形象。有个女人向圣德建议他穿黑白格子的硬领衬衫更有教父风范,于是每当有人敲响铁皮屋的门,他就马上换上那件黑白格子的硬领衬衫,就像教主布道时,必须穿上他的红色大氅,一切肉身凡胎的圣人就是这样被包装出来的。圣德“对所有的人都抱有有极大的好奇和同情心,他像一个高高在上的上帝那样怜悯众生。门徒们带着疑问来听布道,他却拿出最后一点钱来买酒给他们喝,然后再讲述他的人生哲学”,这是一项多么伟大的精神工程,在孤零零的悬崖上,圣德俯瞰着汹涌而至的人群,这黑色的海洋,挑逗起他统领和征服的欲望。圣德也未曾想到,自己在超验的王国所信靠的形而上的理想,那不可言说的神秘体验,怎么突然之间变得如此的醒目和具体。人们正以崇拜忠实的态度来信仰着他的信仰,而此时,圣德自己的信仰已经不可能再让他获得原初的、战栗的幸福了。
  圣德本能地预感到了理想的命运。当理想退化成主教的红衣,成为一种空洞的姿态和符号时,这还只是初步的沦陷。圣德毕竟是清醒的,尽管这种清醒是醉眼朦胧,模棱两可的,他还是预感到了一个新时代即将到来,他认为,“我们历年所经历的各种思想运动,痛苦的裂变,为新观念发生的种种争执,在这个全新的时代里变得毫无意义。新一代正以他们全新的感受方式,正绕过我们至今还未完成的裂变去拥抱新世界。”他把被物欲所煽动的焦躁不安的社会称作蚱蜢国,他深知,“十几年对形而上的探索已使人生的虚像咖啡因那样使他们上了瘾而无法解脱,然而在新世界中,虚是无价值的,而他们又不甘心无价值。”他想逃避,但又无能为力,一向真理在握的圣德,被内心的冲突深深地折磨,他面临着充满悖论的选择。选择的艰难是由于长期养成的对立的二元思维模式(要么坚持,要么背叛;要么理想,要么物质)造成的。他的内心已经厌倦这种带有暴力色彩的思维模式,他不愿意生活在紧张和对峙中惊恐不安,他脱下了圣人的外衣,他想自己以后的生活应该更清醒,更真实,更有目标。
  在小说的第二部,圣德由八十年代的精神导师变成了蓝箭公关协会的会长,协会名下,有广告公司,公关公司,模特公司等。他像所有的商人一样,每天忙于应酬,寻找赚钱的机会。我认为,张梅对于圣德的变化没有任何讽刺的意味,在强劲的现实面前,每一个卑微的生命都具有同等的价值,因为我们每个人都挣脱不了宿命的围困,我们唯一可以敬畏的就是生命的每一天都在自然地展开。现在,圣德的洞察力和才情不再表现为慷慨激昂的演讲,振臂一挥应者云集的领袖风范,他回到了自己的内心,用细腻敏锐的感受去和物质主义的世界建立起若即若离的联系。是的,他沉迷于享乐,但在享乐中审视;他更愿意亲近,但在亲近中反思。走进人群的圣德,越来越尖锐地认识到,大众文化的兴起和大众消费的繁荣,正在飞速地消解着知识精英的崇高感和神圣感,因为在商品面前,在消费面前人人平等。他的失落和痛苦尤为强烈,他近距离地眼睁睁地看着自己曾经信奉的东西是怎样被一点点的毁灭,所以他的信仰变得更加坚定,他“要在这个享乐主义弥漫的城市里坚守思想者的大本营,所以他坚持不搬出铁皮屋”。圣德还要继续战斗,但他既不像雨果式的走入人群掀起风暴,也不像波德莱尔式的弃绝人群遗世独立。这种战斗以个人的方式展开,“永恒地对社会不满,永恒地抗争现实。”圣德还想建立一所铸造完整人格的贵族学校,还想在关于企业文化的演讲中,“为那些填满了金钱的脑袋输进新鲜的氧气”。张梅没有让圣德坠如虚无,他还在痛苦着,感动着,他还和每一个睁着眼睛的灵魂紧紧地站在一起。“一个一个的理想破灭了,除了证明某个人为的‘理想’不是理想,丝毫不能证明没有理想。虽然没有人知道理想为何物,理想的存在却是人证实不了也证伪不了的。”(张志扬语)
  从八十年代到九十年代,经过时间的磨砺,一切都有了水落石出的感觉,一切都好像归于平静。在张梅看来,“曾经有着满腔热情的人被现实生活折磨得麻木不仁或者畏缩不前,生活已经变得毫无意义”,为此破碎的激情就成了她这部小说的主题。可是,文本提供给我们的远远不止这些,小说中还有两个非常有象征意味的人物——米兰和黛玲。她们就像圣德的复调或者和声,不仅使首席乐器的音色更加丰富和饱满,她们还穿行在生活逻辑之外,召唤牵引着我们的想像,去探访生命的核心地带。不像圣德,他的身份是明确的——理想主义者,精神导师,一个成功的经营者,就像一层层严密的外壳,窒息着这个人物的呼吸。他是由现成的观念和经验编织而成的,头绪万千,经脉复杂。张梅通过这个人物在陈述着现实,在思考着现实,而米兰和黛玲却创造着现实,在一种更加原始的意义上,带给我们灵魂的震惊。这突然爆发的惊讶让世界也突然变得新鲜和明亮起来。
  米兰的出场,仿佛带有天启的神秘。这个美貌的患有嗜睡症的女人,在清晨听到音乐就会悄然泪下。对于《爱斯基摩人》杂志的成员来说,米兰是一个奇异的闯入者,她不会高谈阔论,也没有踌躇满志。她给大家唱歌背宋词,人们哂笑她,她根本就不在乎,常识和习惯对她无能为力,她活在自己的内心,在那广阔无垠的地方,她守护着理想。她是一个更纯粹更坚定的理想主义者,世事的变幻无常打搅不了她。在现实里,其它的人物都有职业,或者做着一些具体的事情,比如圣德先是办杂志,后来经营着公关协会;黛玲先是小职员,后来开了间很赚钱的美容院;惟独米兰,无所事事,每一次极度的欢乐和痛苦之后,她都会昏睡很久,等她醒来,已经斗转星移,时节更替,好一个天上人间的神仙女子。在米兰的身上看不到世俗生活的痕迹,而属于她的生活像一个透明的梦境,照亮着庞杂的世俗表象。在表象的背后,米兰发现了别人都发现不了的东西。米兰第一次见到圣德的时候,“她居然看见了圣德的头部有一只孤独的绵羊,低垂着眼睛在打盹。她立即就被那只绵羊的孤独所感动,便唱起了《夏日里最后一朵玫瑰》,想借此来安慰绵羊。可当圣德开始说话的时候,绵羊就消失了。”这就是米兰眼里的现实,而非物理世界的事实。有时候,荒诞的幻觉往往更接近事物的本质,或者说,它是我们寓居这个世界的更本质的方式。还有莫名腹中的四节蛇,黛玲额头的紫色唇印,米兰是这些隐秘现象唯一的发现者。那么,什么是现实,什么是幻觉,在米兰这里,两者的界限消失了。那些折磨着圣德的问题,比如精神/物质,崇高/低俗的对立,常常将我们的生命感觉逼入病态的死角,偏执任何一端,都会造成心灵的灾难。米兰的梦态存在,拆解了粗暴的对立,她超越了自身的局限,她的现实是应有尽有的现实,她的视野总是在无限的敞开之中。其实她是不需要理想的,因为她就是理想本身。小说的最后这样写到:“圣德在米兰的门前坐了好一会,心里感到轻松了一些。他想,我是不能沮丧的。”
  如果说米兰的形象让人想起清澈的天空,纯洁的天使,黛玲则在欲望的层面,像一个念叨着魔咒的女巫,述说着地火一样奔突,裹挟着原始冲动的另一种形态的理想。她额头上的时隐时现的唇印,像黑色的火焰在燃烧,在跳跃。理想一旦脱下它的伪装,转身面对自己,就只剩下赤裸裸的欲望——比荒野更加粗砺的生命真相,在和庸常的对抗中,凝聚成强大的心理能量,推动着人像飓风一样地行动。生长在八十年代的理想主义,从某种意义上讲,是一场众生喧哗的社会事件,到了九十年代,它销声匿迹了,我们往往以为这是物质主义的过错,我们的个人意识在一些权威结论的面前恹恹欲睡。应该感谢张梅,她用了很大的篇幅来重新述说欲望,尤其在小说的第二部,黛玲占据着重要的位置。当然在九十年代的小说写作中,欲望主题并非张梅独家所有,但在理想主义的必然命运中来描写欲望,从新时期二十年心路历程的视角来关注欲望,我想这样的作品并不多,它让个人意识从集体记忆中苏醒过来。由此我们知道,理想作为一种生命意志,并没有失落,它只不过转换成了另外一种形态——欲望。
  受过八十年代的理想主义气息熏染的黛玲,她的理想诉求就是如何使自己的生活永远沉浸在情感的巅峰体验之中,为此她抛夫弃子,追逐欲望,最终被欲望捕获,成了欲望的囚徒。圣德是在和世俗的对抗中来确认理想,而黛玲则是在时间的对抗中来保持理想。对于黛玲来说,热烈的爱情就是她的最高理想,她把自己像祭品一样放在了理想的祭台上,为它付出全部的精力,心力,和财力,这何尝不是一个极端的理想主义者。不同的是,圣德想从庸常中拯救大众,而黛玲则想从时间的流逝中拯救自己,他们的理想其实具有同等的质量,那就是不愿意在事实面前屈服。为此,他们不得不一次又一次地迎接痛苦的造访。
  圣德、米兰和黛玲放在一起,理想才得以完整地展现,就像天堂,人间,地狱,构成完整的世界一样。米兰和黛玲都来自隐秘的地方,最终还得回到那里,她俩都以精神分裂的方式告别了世俗生活,留下了圣德,在茫然无措中徘徊……
  从理想国的梦中醒来之后,我们发现,对于每一个具体的生命来说,理想只能是一场没有终结的个人的精神事件。
  
  2000年1月21日
  原载于八面来风
  


上网时间: 2002-11-13 
来 源: 原载于八面来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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