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启承转合──基督教与中国文化之会通
作者: 庄祖鲲 [信仰之门/www.GODoor.net]    


  现今大陆文坛“忏悔文学”的出现,文化界“忏悔意识”的萌生,是中国社会一大奇蹟。
  基督教自利马窦来华算起,已有四百年之久。如以文化更新的“启、承、转、合”四个阶段而言,目前应属从“承”到“转”的阶段。因此,寻找基督教与中国文化会通的交会点,应属现阶段首要的工作。基督教思想与中国文化在许多问题上,的确有十分不同的看法,但异中有同,不是完全没有交会点。而有关於基督教与中国文化的对话与沟通,刘述先、杜维明、赵敦华、梁燕城等许多当代海内外的学者,都曾从不同的角度来讨论这个问题。但不约而同地,他们都强调两个最重要的课题:一个是有关於“人性论”,另一个则有关於“宇宙论”。
  一、人性论
  中国的传统文化,尤其是儒家的思想,对人性有一种乐观的态度,所以刘述先认为儒家是在传布一种“现世的福音”。王峙军在《比较人论》一书中,曾详细分析中国人性论的发展。并指出孟子的“性善”之说,後来如何成为儒家思想以及中国文化的主流思想。甚至连佛教进入中国後,也不得不与“性善”之说有所妥协或调适,於是产生了所谓“众生皆有佛性”的“心性论”。这种佛教的“心性论”固然是中国佛教的核心思想,却非常可能并非原始印度佛教的思想,而是佛教为了因应中国“性善”的思想,乃以颇具创意的方式,所自创的新观念。
  但是也正因佛教的附和,“性善”的人性论,在中国被大大地强化了。然而,韦政通认为,这种“人性本善”的观点,特别与基督教比起来,对生命的体会毋宁说是肤浅的。因为儒家对现实人生的种种罪恶,始终未能有较深刻的剖析。因此,这种儒家“性善”的道德思想,对生活安适、痛苦较少的人,比较适合而有效;对生活变动幅度大,且也有深刻痛苦经验的人,就显得无力。连当代佛教大师圣严都慨叹说,佛教似乎都是在歌舞昇平的太平盛世才大行其道,人们似乎把禅修视为繁忙人生里的“清凉剂”而已!
  因此韦政通不能不问:在这个复杂多变、焦虑不安的现代社会,这种传统的“性善”道德信念,是否还能足够应付?我们还可进一步追问:对经历过十年文革浩劫的人,“人性本善”的论调,能否解释这空前的人间悲剧是如何发生的?
  相对的,基督教则强调“原罪论”。这使得笃信“性善”的许多中国人,下意识地排斥基督教。但是文革十年浩劫的悲剧之後,“原罪”的概念可帮助我们认识人类罪恶的真相。因此,卓新平指出,现今大陆文坛“忏悔文学”的出现,文化界“忏悔意识”的萌生,是中国社会一大奇蹟。然而这正代表中国人经由痛苦的心路历程,开始对人性有一种新的、深入的领悟与体认。
  可是许多当代学人对“原罪论”仍有不少误解,需要略加说明。首先,基督教的“原罪论”并不等同於荀子的“性恶说”。因为基督教一方面强调所有人类陷溺罪中无法自救的事实,但又同时肯定人类原来是依据神公义和慈爱的形像而造。前者似乎接近“性恶说”,而後者又类似“性善说”。梁燕城曾指出,孟子的“性善”是指人的“心性本体”,也就是人的“应然层次”;反之,荀子的“性恶”是指人的“具体本性”,也就是“实然层次”。如依此分析,则儒家所见,基本上与基督教所见略同。因此,在我看来,基督教对於“人性本善”抑“人性本恶”之争的看法是:“人性原本‘知’善;人性亦本会‘行’恶。”
  其次,基督教所强调的“罪”(Sin),并非作奸犯科的“罪行”(Crime),而是偏离神完美形像的“罪性”(Sinful Nature)。因为,基督教的“罪”这个字,在希伯来文与希腊文中,均指“射不中的”之意。换句话说,“罪”在圣经中,是指人没有达到作“人”应有的标准,而这标准正是神自己。所以《罗马书》3章23节说:“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这种观念与儒家“人非圣贤,孰能无过”的看法也很接近。而儒家所谓的“圣贤”,则近乎於基督教所说的“敬虔之人”(Godly Man)。
  在这样新的理解下,“原罪论”不但不应该成为中国人接触基督教的“绊脚石”,反而应该会成为基督教与中国文化一个新的交会点。不仅如此,这种对罪的深刻体认,还能够产生高度的“自省精神”和“忏悔意识”,从而达到真正的自由与生命的更新。
  刘述先固然不同意“儒家思想对人性有肤浅的乐观主义”的看法,但他也认为,儒家思想需要通过基督教对人性不同视域的刺激,发掘出儒家传统内部对人性黑暗面的照察,并加以进一步的扩大,才能够对於现代人所面对的情况有所把握,而予以有效的“对治”。
  所以,对“人性论”的再思考,将是未来中国文化脱胎换骨的一个新起点。而在这方面,基督教的“原罪观”与“忏悔意识”,将对中国文化提供对人性极有深度的观察,作为新的转化点。重要的是,在中国文化中,也并非没有类似的体会。若能不怀成见地重新检视,不难促成中国文化的再造。
  
  二、宇宙论
  宇宙论所牵涉到的重要问题包括神是否存在、创造以及“超越观”等重要的问题。其中“超越观”对现代社会的人生观影响最大,在基督教与中国文化会通的历史上,也是冲突最大、争议最多的问题,因此特别需要详细地讨论。
  如众所周知,中国文化一向比较强调用“内在超越”的途径来达到“自我提昇”的目的。因为中国人喜欢强调,无论是儒家的“天”,或是道家的“道”,或是佛教的“佛性”,都内在於吾人的生命之中,不假外求。至於修养的方式,儒家提倡先“内圣”然後“外王”的方式,认为“人人可以成为尧舜”;佛教则强调用“明心见性”之法,认为“人人可以成佛”;道家则以“观照内心”之法,最终达到“人人可以成仙”的目的。因此,三教都是提倡一种“自力拯救”式的宗教,其细节虽有差异,大体上却是极为相似的。
  但基督教却与儒释道三教大相迳庭,强调“外在超越”或“纯粹的超越”。因为基督教认为,创造世界的神本身不属於这个世界,神学家巴特(Karl Barth)认为,神是“绝对的他在”(Wholly Other)。因此,神是超越我们知见的范围,而且祂是用“启示”的方式向世人沟通。人能够“感受”(Apprehend)到神的存在及作为,却不能全然“掌握”(Comprehend)神的心意。而且人陷溺於罪恶的势力之下,是无法“自救”的,只有借助於外在之神的救赎。这是纯然“他力”式的拯救观。
  所以乍看之下,基督教与中国传统文化几乎是互不相容、彼此对立的两种思想体系。前者寻求外力的拯救,後者却认为靠自力就可以成圣。基督教强调神是至大、至上的,是存在於人心之外的;但宋朝朱熹则谓:『天道无外,此心之理亦无外。』。唐代禅师马祖道一也主张“心外无佛,自心是佛,佛外无心。”基督教重视神的“启示”,儒家和佛教则看重人的“领悟”。凡此种种,两者似乎难有会通之道。牟宗三甚至认为,基督教若不改为“自力教”,就永远无法在中国立足。
  其实若仔细观察,在“超越论”方面,基督教与中国文化之间,也并非没有交会之处,只是需要下功夫去正确地了解基督教的精意,同时对中国传统思想有较深刻的反省,才能看出其交会点。
  事实上,基督教真理的特色之一,就是它的“二律背反性”(Paradox,或称“吊诡性”)。换句话说,基督教的许多观点,往往是以“似非实是”、“似反实正”的表达方式来叙述。未深入了解的人,就常常只知其“表”,不知其“里”,以致於严重误解了基督教。兹略举数例,便可理解。
  譬如很多人说基督教有“他世”情怀,儒家却肯定“现世”。其实基督教没有佛教“轮回转世”的观念,却强调“仅此一生”,因此基督徒特别重视在有生之年,如何善用自己的光阴、钱财在济世助人的事上。当然基督教也的确强调“来世”的赏罚,但“来世”的赏罚却是以“今世”的贡献为基准的。
  所以,强调“来世”情怀的基督教,在社会改革、慈善救济、捐资兴学上的贡献,比一般社会大众高出许多,这是有目共睹的。反倒是肯定“现世”精神的儒家,正如韦政通指出的,却逐渐失去了救世的热情,不是存著“学而优则仕”的私心,就是受佛道两教的渗透,逐渐转为“出世”了。
  若从这种“二律背反”的特徵去看基督教,我们就可了解,基督教乃是以“外在超越”的方法,来使人脱胎换骨得到生命的“更新”;再由这新生命来进行“内在超越”的“成圣”工作。还有,神既是“绝对的他在”,但同时,祂又与信徒“互为临在”(Mutual Indwelling),正如耶稣常对门徒们说的:“你们在我里面,我也常在你们里面。”不单如此,基督教认为“死”是通往“生”的必经之路,因为种子如果不被“埋藏”在土里,焉能开花结实?同理,人若不肯“埋葬”自己的野心或私心,也就无法超越自我,去得到更高层次的丰盛新生命。通过这样来理解基督教,就可以找到许多可以与中国文化会通之处,甚至可以找到医治中国传统文化弊病之道。
  刘述先也注意到这一点,他指出,儒家思想後来发展的结果是,“人”被无穷扩大,甚至到了一个地步,跟本见不到“天”了。所以他认为儒家思想也应凸显出“天”的超越性,不可任其塌陷下去。基督教强调“纯粹的超越”,正可以提醒儒家不要听任“天”的超越性失坠。他还指出,基督教排斥“偶像崇拜”是有深刻涵意的,因为有限固然可以通於无限,并不意味著有限可以等同於无限,更不可将真正的无限,用有限来“形相化”的。
  余英时也说,在西方,基督教“外在超越”的价值系统,不仅没有因为现代化而崩溃,而且正是现代化一个极重要的精神泉源。卓新平还进一步指出,基督教“超越观”可以提醒人们,在建立“法治”的社会时,需要有一种超俗、绝对的价值观来作对比、参照,使得这些法律、制度、组织得以不断调整、修改和完善。也就是说,这些学者以及汤一介都认为,基督教所强调的“外在超越”,不仅不是文化会通的“障碍”,反而可以藉此补足中国传统文化过份强调“内在超越”的缺欠。因此“超越观”是会通的交会点,也将是未来中国文化的转化点。
  
  三、展望
  回顾基督教与中国文化的会通,虽然利马窦有很好的起点,但因教内教外的夹击,以致功败垂成。到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基督教与天主教再度向中国叩关。这次虽然在促进中国现代化方面,基督教贡献颇多,却又在民族主义、科学主义、理性主义的浪潮下,被排斥、淹没了。
  然而目前却是一个基督教与中国文化会通“空前”的良机,因为民族主义所引发的盲目排外激情已远,大部份学者对西方文化的精华认识的也较深刻,基督教可以真正和中国文化彼此对话、会通,进而促成中国文化的更新与转化。因此最近中国出现一批所谓的“文化基督徒”,是一个可喜的现象,但也值得深思。
  “文化基督徒”固然在基督教与中国文化的会通上会有贡献,而其中也有许多是真诚的“寻道者”。但是若要以基督教思想来转化中国文化,则恐怕不是“文化基督徒”所能做到的。因为毕竟“赞赏”基督教思想和文化是一回事,个人内在生命被基督信仰所“更新”又是另一回事。而正如前文所说的,自己的生命若没有被圣灵所“更新”,也就无法承担文化之“转化者”的角色了。
  最後,在未来基督教与中国文化之会通方面,我提出中国文化的特质是“无法”与“无天”,这对中国的“现代化”,构成某种程度的障碍。是需要藉著与基督教的会通,寻求对治之方。另外,在会通的交会点方面,我也“抛砖引玉”地提出“人性论”与“宇宙论”,作为未来会通的焦点。我诚恳地盼望,所有的中国基督徒知识份子,都能彼此虚心切磋琢磨,以再创中国文化的另一个高峰,迎向二十一世纪。□
  本文摘录自中国学人培训材料《基督教与中西文化》。作者为美国西北大学化工博士及三一国际大学文化学博士,现为美国波士顿郊区华人圣经教会主任牧师。
  
  原载于《海外校园》41卷www.oc.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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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网时间: 2002-11-09 
来 源: 《海外校园》41卷www.oc.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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