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薛华--一个困扰的心灵
作者: 临风 [信仰之门/www.GODoor.net]    



  如果有人问我:在众多近代基督教领袖中,谁对你的世界观影响最大?我会毫不犹豫地告诉他:法兰西斯·薛华(Francis Schaeffer,1912-1984)。我所景仰的人物虽然很多,但是,使得我对文化和历史的看法完全改观的,还得拜赐薛华的启蒙。他《理性的规避》(Escape from Reason)和《前车可鉴》(How Should We Then Live?)这两本书可以说第一次让我从基督教“基要主义”的世界观中觉醒过来,让我知道上帝的创造原来如此丰富伟大,不但藉着圣经的真理,也藉着人类的文明表现出来。原来我那种狭窄的“圣俗”之分,盲目地反理性,以及以世界为敌的冲动都是不必要的。我感觉自己从教条主义中被释放了出来,人生忽然变得宽阔、美丽起来。我不再需要担心,万一这个世界不是发生于六千年前,我的信仰就会破产的危险。因为不是我去保护真理,而是真理保护着我。
  薛华对廿世纪的基督教圈子影响巨大,特别是在福音派中间。比起路易斯教授、葛培理牧师等人,他在文化与思想上的影响可能更大。我感觉他独具慧眼,不会被历史的多样性所迷惑,而能在千头万绪中整理出一条清楚的轨迹。这种“先知”型的本领是最不可多得的。(注1)
  但他也是个很复杂的人,对所处的时代有很深的不满,他有崎岖的心路历程。他与基要派间的关系就非常耐人寻味,在相当程度上他定义了1980年以后基要派的方向。或许从他的心路历程,我们也可以学习到如何用圣经的视野来看待世界和文化吧?我想这也正是今天许多人的困惑。例如,是“分别为圣”(分离主义)呢?还是“进入世界”呢?

  早期薛华的信仰路线

  说道薛华,不得不提到他的妻子爱迪慈(Edith Rachel Seville,1914-)。爱迪慈是内地会宣教士的女儿,父母亲曾在温州宣教。她不但家教良好,而且非常勇敢、有见识,中学时就跟老师辩论进化论。他们在教会青年团契认识,在薛华大学毕业后结婚。薛华是个很优秀的人物,无论在哪里念书都是全班第一名。

  爱迪慈在中学时就爱听梅钦(John Gresham Machen)的讲道广播,所以当保守派领袖梅钦脱离比较“自由”的“美国长老会”(PCUSA),成立“正统长老会”(OPC),又带了一批教授和学生离开“普林斯顿神学院”,开创了“西敏寺神学院”的时候,爱迪慈就极力怂恿薛华去西敏念神学。在这里,他学习了加尔文的改革宗神学,以及范泰尔(Cornelius Van Til)从开伯尔(Abraham Kuyper,又作凯波尔)领受的预设论(presuppositionalism)的护教学。

  不幸梅钦在1937年逝世。在没有人能够镇得住的情况下,“正统长老会”又分裂了。一批老师成立了“圣经长老会”(BPC)的新宗派,他们也从西敏退出,开办了新的神学院,叫做“信心神学院”。这批人认为,只有“圣经长老会”才是真正加尔文信仰,是真正的改革宗。薛华就是这间“信心神学院”第一位注册的学生,1938年在那里以优异成绩毕业。

  毕业后,他们夫妇开始在美国牧会。1941年,他“信心神学院”的老师基要派巨擘麦金泰(Carl McIntire)推动成立“美国基督教协会”(American Council of Christian Churches , ACCC)。麦金泰邀请薛华夫妇大力协助这个盛举。这是基要派为了对抗左派(“自由派”或“进步势力”)的“普世教会协会”(WCC)和“国家教会协会”(NCC)的组织。这个组织也反对“新福音派”奥肯嘉(Harold Ockenga)所领导成立的“全国福音协会”(NAE),也把它视为“拒绝往来户”。当然,在规模和气势上,ACCC远不及NAE。

  基要主义为了坚持教条的“正统”,是退出文化,退出政治的。他们并认为,信仰问题如果解决,那么一切问题就都解决了。他们认为,基督教对社会的影响应当是间接的,犹如“文化遗产的保管者”。此时的薛华是正牌的基要派,分离主义色彩鲜明,言辞犀利,斗志高昂。

  在美国牧会将近十年以后,他们夫妇在1948年被一个宣教机构正式差派到欧洲。这是欧战后的重建期,他们的儿童事工受到热烈的欢迎。战后欧洲的基督教相当左倾,他因此也把美国的基要主义带到了欧洲。但是,欧洲人似乎并不欢迎。这也是他大量吸收欧洲传统西方文明的时期,他对欧洲的文化和艺术产生高度兴趣。

  到了1951年,他告诉爱迪慈自己面临了信仰危机。他一方面攻击巴特和其他不够“正统”的人士,另一方面,他并没有得到心灵里的平安和圣灵中的喜乐。在这种种好战的分离运动中,他没有看到爱心,也没有看到任何圣灵的果子。有的只是不断地斗争,不断地分离,为了路线不同不断地争吵。他心灵中的不安和挣扎让爱迪慈大大不安,恳切为他祷告。一直到1952年底,他才逐渐从困惑中得到解答,重新寻回自己的信仰,他发现“人真正的争战是世界观之争”。此外,他也看出基要信仰要用爱心来传扬,要有基督徒的团体生活和沟通。否则,坚持正统而不活出正统,那是一种极其丑陋的表现。

  1953年,薛华全家回美度假。他在“信心神学院”教课,见到教会又一次分裂,产生了“福音长老会”(Evangelical Presbyterian Church),和一个新的神学院,“盟约神学院”(Covenant Seminary)。真是宗派越发显多,教会就越发变小了!

薛华路线的改变

  1955年,爱迪慈心里有感动,觉得上帝要带领他们全家搬到瑞士,建立新的工作基地。这是他们离开差会,成立独立的“庇荫所”(L’Abri)福音事工的开始。在这个营地上,他们广泛接待各处的访客,包括嬉皮士、大学生、流浪汉、知识分子、专家、学者。这是一个存在主义风行的时代。他们不但共同生活,讨论圣经,而且鼓励哲学、宗教、科学和艺术的对话。

  薛华曾经写道:“这就是庇荫所一向的根基。我们教导一个基于历史事实的基督教,对一切真诚的问题予以诚实的回答。”不少年青人因这些周末事工而信主。这种开放山居的消息很快传开,到了1957年,每周末总有25个人参加。经济上相当吃紧。

  时代杂志也开始注意到“庇荫所”的工作,来访问他。这篇访问稿在1961年1月登在《时代杂志》上,题为“对知识分子宣教”(Mission to the Intellectuals)。文章说:“大批访客,多数来自大学 —画家,作家,演员,歌唱家,舞蹈家,和奇装异服行动乖僻的人物、、、他们寻求圣经历史性的真理以接受遵行。”

  他们家庭也为此付上不小的代价。薛华是个很有脾气的人,爱迪慈又是个能干好强的女人,所以夫妇俩产生很多冲突。此外,薛华一直希望有个较大的舞台与外界对话,但是爱迪慈认为“庇荫所”需要他,走不开。这件事让他非常懊恼。最后,爱迪慈终于让步,1965年薛华应邀到芝加哥近郊惠顿学院(Wheaton College,葛培理牧师创办)讲学。

  他的信息是这些青年学子从来就没有听过的。他不像一般人,一上来就搬弄教条和基督教术语,让不熟悉圣经的人听得云里雾里。他从上帝开始,但是内容涵盖艺术、哲学和科学的领域。他告诉学生们说:所有的现代思想和文化均建立在同一个假设上,那就是认为人类是宇宙的偶然,是随机进化的产物。然而这个前提假设无法解释人性的起源,例如,对目的和意义的渴望、爱情、道德、理性、美感。他认为,在基督教之外,人类其实只有两种选择,不是遁入不切实际的神秘主义,就是陷入贬低人类至机器层次的虚无野蛮主义。唯有基督教能和人类实存的现实相称,有能力解决存在的困境,因为它是真理。

  可是,除非基督徒能学会廿世纪的文化语言,有效地与人对话,藉此说服非基督徒面对其前提假设所产生的逻辑结论,否则他无法有效地在当代传扬福音。这些话让人耳目一新。

  受到传统思维限制的学生们,还在争执可否放映《小鹿班比》的动画片,薛华已在畅谈伯格曼(Bergman)和费理尼(Fellini)的影片。当学校主管人员还在检查学生出版物是否含有离经叛道的存在主义思想时,薛华却大谈卡谬、沙特和海德格。他引述迪伦·汤玛斯(Dylan Thomas),熟悉萨尔瓦多·达利(Salvador Dali)的艺术,倾听披头四和约翰凯吉(John Cage)的流行音乐。这些真是让所有保守人士跌破了眼镜!

  我们可以想象它所带来的震撼。历史学家马克·诺尔(Mark Noll)记得薛华在惠顿的演讲,为他学生时代最具启发性的活动。他在美国各处的演讲深深打动了年青人的心灵,让基督徒忽然体认到,原来“基督教的学术性”不是一个荒谬的名词。薛华把福音派和当代文化间隔断的墙拆毁了,让深受基要主义思想辖制的人开始客观解读雕塑、音乐、绘画和文学,这些现代心灵的哲学表述。有人说:“薛华告诉我,基督徒不必是个无知的笨蛋。”

  他这些信息也吸引了许多非信徒来到“庇荫所”,其中竟然也有倡导强力迷幻药(LSD)的李瑞(Timothy Leary)。

  这几次的巡回演讲后来收集成书,也就是他有名的三部曲:《永存的神》(The God Who Is There),《理性的规避》(Escape From Reason)和《太初有道》(He Is There and He is Not Silent)。

  自此,薛华成为美国福音界的名人,爱迪慈也跟着他到处演讲,发展她自己的工作,也出版过好几本书。1969年出版《庇荫所》成为畅销书。她并成为《今日基督教》的专栏作家。到1981年,她已完成八本有关家庭生活和灵修的书。她极力反对“妇女解放”运动,呼吁家庭妇女回到家里,不要跟随双薪的文化趋势。然而,让人不解的是,她自己把11岁的儿子法兰基(Franky)送到老远英国的寄读学校。可是,话又说回来,法兰基的三个姐姐都是她照顾长大的。

  这段时期的薛华,一方面接纳那些边缘人物,特别是嬉皮士和吸毒者,认为都是他们父母没能给予他们希望,所以他们勇敢地出走。另一方面,他激烈批评美国中产阶级的价值观,认为他们只关心个人的平安富足。他指责美国基督徒信仰过分个人化,基督徒应当关心社区,开放家庭,成立社区,关心人心灵与物质的需要,接纳嬉皮士、知识分子、吸毒者和醉汉进到我们的社区。所以他深受那些有“革命性”思想人物的爱戴,例如“耶稣子民”(Jesus People),伯克莱的“基督徒世界解放阵线”(Berkeley's Christian World Liberation Front)和那位“耶稣革命的桂冠诗人” 赖瑞·诺曼。</P><P>  他虽然两次在葛培理牧师布道团的布道会上致词,但是他与葛培理到底不同道。他注重思想,葛培理注重广传。他认为葛牧师过分注重经验,神学上浮浅。不过,不像从前,这时他已经开始避免攻击其它福音人士了。

走向“运动家”之路

  自70年代开始,藉着共和党众议员杰克·坎普(Jack Kamp)的引介,薛华夫妇也开始与美国华盛顿的政界接触。有十年之久,坎普的妻子带领着一批众议员的妻子,一起阅读薛华的著作。这些关系的建立是未来的一个伏笔。

  在继续讨论薛华之前,我们需要对这段时间的社会背景有所了解。

  60与70年代的美国逐渐陷入越战的泥沼。从反战到反抗权威的呼声铺天盖地的蔓延开来。这不只是美国“性革命”的开始,也是美国世俗主义抬头,社会变得越来越多元化的开始,让(宗教与道德上的)保守派备感威胁。这段时期重要的议题有“民权法案”,“平权运动”(争取妇女与少数民族有同等工作机会和报酬),“女权运动”,进化论的教科书,等等。这种种的改变虽然让保守派不安,因为违反传统价值。但是,他们并没有酝酿什么运动。例如最关心基督徒道德的领袖卡尔·亨利,1968年曾对正在争论中的“堕胎”问题发言,但他的立场却似乎相当地模棱两可。

  这个世俗化的风气也影响美国大法官对宪法中“自由权”的解读。杰佛逊当年在政教间所设立“隔断的墙”的理念开始被广泛地应用和解读。例如,公立学校的公祷和公开阅读圣经开始被禁止 –政教分离。(但是《花花公子》杂志却可以到处被贩卖 –“言论自由”。)到了1973年,“柔对魏”(Roe vs. Wade)的判决,使得堕胎合法化,更让保守派感到不安。但是这种不安还是针对“性开放”所产生的后果不安,而不是对“屠杀婴儿”的不安。

  1974年,薛华学艺术的儿子法兰基刚刚毕业。法兰基极力怂恿父亲把工作推向一个新的领域。法兰基因为克拉克(Kenneth Clark)的《文明》(Civilisation)影集成功,希望推出一个基督教版的对应影集。这就是《我们该如何生活?》(How Should We Then Live, 1976-1977)这个影集和同名的书《前车可鉴》的来由。

  薛华这个计划获得空前成功。它从西方的文化艺术中抽出一个脉络,铺设出一条轨迹,显示出西方文明与基督教之间的互动关系,以及这个文明如何因为离开上帝,走入“世俗人文主义”(Secular Humanism)而开始衰退,造成道德上的“相对主义”。薛华自己也随着影片到18个城市演讲,都是盛况空前。 “世俗人文主义”这个情绪激昂的字眼,虽然不是他发明的,但是在基督教界第一次有了鲜明的色彩。后来,这个词就成为 “宗教右派”(Religious Right)的战歌。例如,景仰他的黎曦庭(Tim LaHaye)继续发展了“世俗人文主义”这个主题,出版了一系列的书籍,更是把这个观念发扬光大。(1980年出版的《心灵争夺战》-献给薛华;1995-2007年,一共出版了13本大为畅销的《末日迷踪》,Left Behind。)

  然而,这本《前车可鉴》的书并非严谨的哲学分析作品,而是薛华自己对历史的解读,是个极度简化的图案,因此难免有错。所以,有些专家对这本书有相当严厉的批评。例如,当薛华来到惠顿学院介绍这本书时,就受到哲学教授荷姆斯(Arthur Holmes)的批评,认为这本书正是读哲学者的反面教育。(笔者将来会举出一些这本书犯错的地方。)

  虽然从学术的角度看来,这本书并不完美,甚至有点像“宣传品”。但是,从对文明的视野看来,它所铺陈的脉络的确值得深思。在众多哲学和艺术著作之中,这本书提醒了我世界观的重要和与文化对话的必需,对我有启蒙的作用。也由于以往基督教界很少对文化有深度的解读与批判,这本书的写作方式也因此屡次被后人模仿。

  这个影片的制作也成为薛华工作的转折点。1977年,反对堕胎最力的库普医生(C. Everett Koop,后来里根总统的卫生总署首长)来到“庇荫所”演讲,指出美国堕胎政策是不尊重生命,可说是步纳粹的后尘。法兰基愤愤不平的建议,他们应当制作一系列的影片,唤起人们的注意。就这样,薛华与库普两人合作推出了《人类到底发生了什么事?》(Whatever Happened to the Human Race?)影片系列。影片分为五部分:堕胎,杀婴,安乐死,为真道辩护,圣经。真是让人看得惊心动魄!

  他们呼吁:“人的生命是神圣的”,如果无视于生命的尊严和价值,准许堕胎的门一开,下一步将是杀戮无用的老人和病患。

  但是,这个影片的放映在福音教会中并没有得到预期的效果。这让薛华非常失望,他开始对(新)福音派的主流彻底失望了。自此,他开始接近“道德大众”的(基要派)法威尔牧师(Jerry Falwell)。他说服法威尔牧师支持反堕胎,使得这个议题成为“道德大众”的一个中心议题。

  他强烈反对堕胎的立场在1981年出版的《基督徒宣言》这本书中特别突出。他认为这个议题是美国社会的“关键议题”。他呼吁基督徒用非暴力的手段出来反抗。美国反堕胎最力的“抢救行动”(Operation Rescue)组织的成立就是受到这本书的感召。

  这样,薛华正式成为政治积极分子(运动家)。堕胎议题也变成他的中心议题。他不但自己批评福音派主流,儿子法兰基也嘲笑福音派。他在最后一本书《福音派的大灾难》(The Great Evangelical disaster)里就称许法兰基对福音派“敏锐的批评”。他自己也点名攻击福音派主流的领袖,他认为福音派主流与80年代的文化妥协,已经走到背道的边缘。所以,薛华对后来“宗教右派”影响非常巨大,可以说是他们的灵感和理论基础。

  例如,在“宗教右派”的领袖当中,除了法威尔以外,罗伯森(Pat Robertson)也深受他的影响。

  在这里,我需要稍微说明一下美国福音派,特别是基要派,感受到威胁的严重性。除了全国性的议题,例如堕胎和同性恋以外,在地方上有学校(开放的)性教育、相对道德、进化论的传授、圣诞节的庆祝,等等议题,让家长们非常难受。他们认为,美国已经离弃了“基督教的遗产”(注2),于是他们纷纷脱离公立学校,成立“基督教学校”,甚至“家庭学校”,自己传授宗教教育,以及“创造科学”(Creation Science),-为“年青地球论”建立了一个“科学的”基础。这些人就是“宗教右派”忠诚的拥护者。例如,道布森牧师(James Dobson)的“爱家协会”(Focus on the Family),原来是个家庭辅导的组织,也在这个运动中转向,成为反对“世俗人文主义”的重炮。

  “道德大众”和后来的“宗教右派”改变了基要派信息的着重点和做法,一个本来远离政治的运动变成一个与政治紧密结合的运动。后来“宗教右派”与“政治右派”彼此利用也就从这些年间开始。

  可是,薛华在1977年后的做法让那些本来支持他的反(现代)文化的青年人感到非常彷徨。1970年时,薛华曾写道:“我们对年轻一代所能做最不公正的事就是要他们保守。”但是在《基督徒宣言》里面,他却说:“保守势力改变了1980年总统选举的结果。、、机会之门大开、、让我们期待这扇门继续敞开,而且不单是在这一个议题上。”1970年他曾提出警告,反对把基督教包裹在国旗里面。但在《基督徒宣言》里,他改口了。他前所未有地大力赞扬“道德大众”。而这个组织就是把爱国与信仰等同的组织,而且是紧紧与共和党(政治上的右派)挂钩的组织。那个“反文化”的薛华好像消失了。

  在积极推动这个新运动的当儿,不幸他的癌症复发,1984年5月,薛华逝世于梅友医院(Mayo Clinic)所在的罗彻斯特城,福音界顿失一员勇猛的战将。葛培理称赞他是:“当代最伟大的基督使者之一,对主要的神学和哲学问题,具有透彻的观察力,超越任何其他思想家。”

  薛华虽然去了,但是“庇荫所”的事工却一直继续着,除了全世界已有的几个据点还在招待访客之外,他们每年还会轮流主办退休营,讨论与福音和文化有关的议题。几年前,我也去参加了一个,获益良多。

  后来法兰基出版了几本对他父母非常不敬的书,揭发了很多“内幕”,让许多认识薛华的人士非常困惑。对此举反击最力的,也是薛华圈内最有声望的,就是金纳斯(Os Guinness)。他本来与法兰基关系密切,所以为这些指控特别感到痛心。

薛华带来的启示

  从薛华一生的旅途,他似乎兜了一大圈又回到基要主义的起点。他的路程开始于廿世纪纷争的20与30年代,结束于与“世俗人文主义”对抗的时代。也就是说,他的工作路途开始于教义上的争执,结束于世界观的争执。虽然福音派仍旧不知怎样解释薛华。评论家更苦于如何适当地将他定位,各式各样的称呼都有 ─牧师、布道家、福音预工、护教者、知识份子的宣教士、基要主义的导师、哲学家、先知。但是,我能确定一点,他告诉我们,思想观念上的争执与前提假设的争执,是人类最基本的争执,在这里我们不能妥协。

  他认为人类的问题是从人心争夺战开始。但是,在他的晚年,他却希望从政治入手,从上往下,从外向里推动这个战争。因着儿子法兰基的大力鼓动,他又开始攻击福音派的主流,把自己推到基要派的角落里去。

  如果说葛培理牧师代表美国福音派中温和的声音,愿意与所有的人对话。那么,薛华就是代表那激烈的声音。他永远站在文化和主流的对面,永远站在批评的地位,指责这个世代,指责主流。从这点上看来,他更像是一个先知。我个人认为,这两个人都有他可贵的价值,我们都需要。我们无法整天活在不满的里面而不至于神经衰弱,我们也不能整天活在平静安稳的里面而保存危机意识。

(关于基要派的背景,请参考《美国基要派的历史背景 》一文。)

注:

1、有关薛华生平的报道,可参考几篇文章。笔者认为,写得最深刻的是《今日基督教》1997年3月号中Michael S. Hamilton所写的“The Dissatisfaction of Francis Schaeffer”,有孙以理的中文翻译:“薛华的异象和挫折”,可在“信仰之门”网站找到。此外,“耶稣网”有一篇“弗朗西斯·薛华 -最伟大的基督使者之一/引文”,也可作为参考,http://www.yesuwang.com/hti/view/id-4251。本文只是点出几个与大局有关的转折点。
2、关于这点请参考《从焚烧可兰经看“好战”的信徒 》一文。



上网时间: 2011-4-17 
来 源: 感谢著者授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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