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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流放的过客--信仰与文化的再思
作者: 陈宗清 [信仰之门/www.GODoor.net]    


「信仰与文化」是一个老掉牙的题目,如今再提似乎毫无新鲜感。然而,面对瞬息万变的环境,身为二十一世纪的华人基督徒,若要有效地将信仰传给这世代的人,我们不能不掌握时代的动脉,明白现今文化的语言。因此,「信仰与文化」的课题永远不会过时。
近代历史的回顾
  1951 年理查.尼布尔(Richard Niebuhr)出版了他的经典之作《基督与文化》,提出基督信仰与文化之间的五种关系:基督反乎文化、基督属乎文化、基督超乎文化、基督与文化相成、基督为文化的改造者。尼氏尝试从教会历史中阐述他的立论。他虽然认为,文化应指人类活动过程的总成果,但他的讲法不免偏向仅以社会风尚、世俗潮流、意识形态、或哲学概念来代表文化。尼氏的分法固然并不足以涵盖信仰与文化之间全部可能的关系,然而他的书却刺激了教会界,再次重视这个历久弥新的课题。
  不久之後,语言学家奈达(Eugene Nida)写了《习俗与文化》(1954)、《信息与宣教》(1960)、《跨越文化的宗教》(1968)三本书,来探讨文化和宣教的关系。第一届世界洛桑会议於1974 年七月在瑞士的洛桑召开,会中阿根廷学生工作主任帕迪拉(Rene Padilla)批评某些宣教士所传播的不是「纯正的福音」,而是带著浓厚西方文化的基督教。他的言论使与会者不能再漠视福音和文化的问题。三年半後,福音派的神学家、圣经学者、和宣教学者共三十三位聚集於百慕达的柳岸(Willowbank in Bermuda,1978),针对福音与文化的六大方面课题再展开热切的讨论:启示、释经、传福音、归主、伦理、和教会。这次研讨会的结果汇集成专书《基督教在文化中落实》(Down to Earth:Studies in Christianity and Culture),於1980年出版。
  1979 年,富勒神学院的教授克拉夫(Charles Kraft)完成钜著《在文化中的基督教》(Christianity in Culture),剖析信仰与文化之间种种微妙的关系。他的反省不仅综合了福音派过去二十年的辩论,更加上他独特的洞见,当然越过了尼布尔在五十年代初期的陈述。由於克拉夫深具人类学的背景,此书特别在语言、沟通、和启示的主题上著墨,带给传统神学相当大的震撼。
  1996 年,宣教学教授范恩根(Charles Van Engen)在《建构中的宣教》(Mission on the Way)一书中,也再次阐述信仰与文化巧妙互动的关连性。他的考量是以多元文化已成为今日社会不可避免的现象为前提,而「建构神学」是无法和周遭文化隔离的。故信仰与文化虽一直是教会历史中一再被炒作的课题,但随著时代的转变,内容却是推陈出新。
华人教会的反思
  从十九世纪初,基督教藉马理逊传来中国以降,「信仰要如何融合在华人文化中」一直是个高度争议性的问题。著名的英国宣教士李提摩太(Timothy Richard 1845-1919)认为,从文化的层面上来逐渐影响中国的知识份子是十分具有策略性的。他自己费尽苦心,精通中国文化,并花了二十五年时间从事文字宣教工作。清末民初,也有不少华人基督徒学者努力调和信仰和传统文化的关系,其中最出色的为吴雷川、张亦镜、诚静怡、王治心等人。二十世纪中叶以後,在这一方面较有名气的则为谢扶雅、赵紫宸、章力生、徐松石等,虽然他们的神学立场不一,但致力使中国文化和基督信仰有更多正面衔接点的意图却是一样的。
  教会历史学者林荣洪指出,以前华人教会领袖和学者处理信仰与文化的关系时,基本上采取五种不同的模式或立场:忠於两种传统且视为同等权威、文化的和谐、成全而非破坏、文化二元论、和基督教审判文化。其中後四种模式多少有圣经的根据。换言之,信仰与文化的关系常是单一模式无法完全描绘的。
  过去这二十年来,文化似乎是中国知识份子最热衷探讨的课题。八十年代初期,中国大陆出现了「三信危机」,说穿了,就是文化的危机。这个文化的危机导致了许多知识份子试图在基督教里面寻找答案。哈佛大学燕京学社社长杜维明教授,在二十世纪九十年代的末期也指出,中国正处於意识形态的十字路口,而他所强调的,正是文化认同的危机。其实,早在1958 年,新儒家唐君毅、牟宗三、徐复观、张君劢等人在香港就已发表宣言─「中国文化与世界」,指出这一个事实的严重性。但这个问题虽经过了许多年,始终没有解决之道。
  九十年代初期,香港沙田道风山的「汉语基督教文化研究所」即计划出版一系列的神学著作,以期和中国文化有更多的对话与交流。过去六、七年,加拿大「恩福协会」也出版了一系列有关基督教与中国文化的书,目的在探讨中国文化如何能获得更新。可见得,这是不少华人基督徒学者所共同看见的问题。梁燕城博士在1994 年成立「文化更新研究中心」,其宗旨亦在乎此。1998年八月9至12日,大使命中心在德州营地举行了「基督教与中国文化更新研讨会」,会中邀请了专家、学者和这方面有兴趣的弟兄姊妹共四、五十位,一起研思这个意义深远的题目。主题信息包括了「文化与宣教」、「神学与文化」、与「文化学和基督徒的文化使命」。最後一天,会议的总结报告强调,中国文化基督化的重点是,使基督的救赎成为中国文化的生命力和创造力。
启示与文化
  综观整本圣经,我们明白,神是在文化中赐下启示。启示与情境是不可分的,而情境又是受文化所左右。新旧约的作者十分晓得如何处理信仰与文化的关系,他们不会完全否认人类文化的价值和贡献,但也洞悉文化因人类罪性的污染所有的危机。在旧约时代,圣殿的装饰和圣约的概念,其实与邻近的文化相当接近。祭司和王权的体制,也是当时其他民族中普遍存在的。新约的作者也懂得借用神在一般启示中的资产,来帮助基督徒了解神的属性,并信仰中超越文化的要素。最常被探讨的,即使徒约翰用希腊文化中的「洛格斯(logos)」来诠释基督的本质(约一1)。保罗在雅典的证道,更引用了当时希腊人所流行诗句(徒十七28)。
  神创造了人,而人创造了文化。在社会中,人藉著语言和符号来沟通,并且进一步在其中寻找意义。当无限的神向有限的人晓谕他自己时,他首先必须使用人在文化已有的概念来解说,否则人就无法体会。亚伯拉罕生长在偶像充斥的吾珥,当荣耀的神向他显现时,他对神的认识产生了革命性的转变,但这个改变乃是像他原有对神的观念作 3 修正。因著神的启示,原先语文的意义发生 3 改变,文化的内容也因而充实。克拉夫曾提出「起始点加上过程」(starting-point-plus-process)的模式,来说明启示与文化之间复杂的关系。但无论如何,神总是藉著人当时的处境,开始他更新文化、改造文化、「救赎」文化的工作。

教会与文化
  1949 年,卡尔.亨利(Carl Henry)出版了《现代基要派不安的良心》,他在书中铿锵有力地指出,传统教会缺乏对社会的关怀。换言之,基督教会由於过份把自己孤立起来,结果对当代的文化毫无影响力。由於亨利博士的呼吁,不少基要派的领袖群起响应,结果产生福音派的运动,他的信念是鼓励基督徒献身於改造社会,并和世俗的思潮有更多的对话。经过了五十年,这一股福音派的势力在美国产生了不少团体,热衷於各种公众生活。他们从保守的「流放」观念解脱出来,而这流放观念是基於「这世界非我家」的神学思维(参阅《校园杂志》2001年1/2月「流放的过客」一文,作者为富勒神学院院长慕尔〔Richard Mouw〕)。但是如今,许多有识之士也指出,这种带著早期自由派关怀社会的理念,逐渐暴露了它的神学问题,亦即忽略了「天上永久的家乡」,与基督徒「客旅的角色」。维真大学(Regent University) 的教授寇克斯 (William Cox) 甚至慨道,福音派已经把重心放在今世的事务上,而忘了教会的使命──使万人作基督的门徒。他认为,不少所谓「基督教大学」开始落入启蒙运动时的危机,以人本取代神本。
  当我们强调要「走出教会的围墙」,与世俗的潮流对话时,必然要谨记,我们终极的盼望是在基督的救赎里,而不是社会改造。慕尔锐利地指出,过去自由派一股劲儿投入社会与文化中,已经发现若干死胡同,因而转过来强调「客旅」的观念。福音派的教会需要学习,如何在这两个可能的极端中取得平衡,一方面在社会及各种文化领域里有我们的行动和声音,另一方面又谨记,我们真正的家乡不是在地上。



上网时间: 2004-07-25 
来 源: 《恩福》杂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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