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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现代语境中的圣道宣讲
作者: 江丕盛 [信仰之门/www.GODoor.net]    



  即使对绝大多数拥有硕士学位的教牧来说,「后现代」这名词在九十年代中期恐怕还是非常抽象的学术概念,然而踏入新世纪,尽管教牧仍未充分掌握「后现代」概念,「后现代」似乎已逐渐落实为大众文化。至少在一般非学术性的书本或刊物中,「后现代」一词已经屡见不鲜。
  如何向「现代人」传扬基督或宣讲真道也许不再是二十一世纪教牧的最大挑战。尤其在青少年及大专学生中,如何向「后现代人」传扬福音或宣讲上帝的道才是真正问题之所在。
  「后现代性的本质及特徵」仍是学者争论不已的课题*1。但这岂不正是后现代的特色──多元的建构、相对的执著以及开放的选择?固然,学者对「是否已经进入后现代」可有争议,但后现代对今日文化的强烈冲击却是不争的事实。对「绝对、客观」的否定、「基础、中心」的质疑、「权威、秩序」的挑战以及「理性、意义」的解构等肯定是华人教会在二十一世纪中必须重视的新思潮。
  
  传扬福音既是教牧的使命,教牧如何在后现代文化中宣扬上主的圣道呢?
  
  
  一 至圣真道的自建
  传福音的最大试探乃意图在基督福音之上再加添其他的东西。基督独特与全备的福音否定了任何在这福音基础及内容上的增添或修饰。保罗称之为「别的福音」(参加一6~8),意即「不再是基督的福音」。
  
  面对一种新思潮,我们应该如何建立基督福音与这新思潮的关系?如何建立上帝的道在新语境中的适切性?教牧经常在此不自觉地陷入一种「伯拉纠的」(Pelagian)努力。这种心态误以为我们必须在古旧福音与新兴思潮之间接搭桥梁,建立圣道的适切性。换言之,永恒福音本身并没有时代的适切性,后者乃是我们外加、配搭上去的。自八十年代以来,这种错觉造成不少有进取心的教牧以当代心理学、企管学、社会学及哲学等最新理论作为宣讲的依据及牧养的模式。表面上来看,教牧似乎在神学进修方面又上了一层,但实质的收获却仅是神学以外的当代思潮,而非《圣经》诠释、历史传统及神学系统上的更深厚基础。这样一来,所谓福音与思潮的桥梁不过只是当代思潮框框所能容许(因而扭曲)的福音性。
  
  「因信称义」的福音既确认基督耶稣是神与人之间的唯一桥梁,福音信仰就必须确定圣道并不需要人为的努力或修饰来建立其时代适切性。事实上,「回归本源」(adfontes)正是宗教改革先锋对福音的时代性与适切性的确定。即是说,只有扎根于永恒圣道,教会才能传讲出切合时代的信息。因此面对划时代的新挑战,教会必须回归到福音的根源去找寻时代的答案及信仰的动力。这亦是马丁 路德(Martin Luther)、约翰 卫斯理(John Wesley)及卡尔 巴特(Karl Barth)等信息的震撼性的奥秘所在。
  
  这绝不是说,先贤或自己的旧讲章继续在讲坛上照念可也。尽管那些讲章精彩绝伦,它们仍是属于某一已逝年代的信息。应该强调的是,传道者必须先发现福音信仰的时代适切性,先聆听圣道对处身在这时代中的自己说话。由此看来,宣道关键处不在于如何向「后现代人」传讲,而在于在后现代思潮冲击下仍须正确地认识及解释真道。换言之,传道者的首要使命并非建立信仰的时代适切性,也不是作福音的解构者,而是作圣道的忠心见证人。
  
  
  二 后现代的处境
  教牧蒙召作圣道的见证人,是要在所处身的语境中忠心、正确地宣扬圣道。因此,聆听上帝的话语并不意味漠视时代的声音。这正是巴特「一手《圣经》,一手报章」的智慧。这绝不是把时代声音与上帝话语并列同等,也不是先聆听时代脉搏后再回到《圣经》里去找寻相应的答案,而是在圣道的基础及亮光中,更明了及关切时代对圣道的渴求。尤有进者,作圣道的见证人并不是把《圣经》(或教义)字句忠心、大声又重复地宣读。《圣经》语言与时代语言并不相同。《圣经》语言所塑造的世界与时代语言所塑造的世界亦相异。传道者因而有必要,亦有责任以时代语言重构《圣经》的世界观。
  
  后现代极其强调知识的多元性与行为的相对性。以普遍理性或共同经验为基础的真理观不断受到质疑与挑战。依后现代主义理论大师雅克-德里达(Jacques Derrida)看来,任何以普遍准则作为意义的建构是极不稳定的,而整个西方思想史只不过显示了一系列以一中心替代另一中心的努力与进程而已。尽管没有一个中心的整体结构(structure of totality)是不可思议的,但是哲学家的无尽探索终归徒然,因为整体结构根本就没有一个固定、终极的中心*2。因此,哲学问题的焦点必须由现代性的「真理是什么?」(What is truth?)转向更基本、更尖锐的后现代性的「真理有可能吗?」(Is truth possible?)。
  
  无论我们对后现代的评价如何,后现代所突显的真理多元性与相对性问题已经牢固地钉在二十一世纪的议程上。每一个尖锐问题也正是极富争议的问题──离婚、堕胎、同性恋、生态、基因、民主、人权、平等、公义等。值得注意的是,这些不仅是社会问题,或社会与教会间的问题,更是涉及教会本身信仰的核心问题。事实上,教牧藉以真理的多元性与相对性来回避棘手的福音信仰问题已是屡见不鲜的了。
  
  今日讲坛的最大危机在于只重讲道的即时效应,以致于过分偏重技巧、方式及结构。这种只看表面增长率与吸引力的牧养及宣讲,恐怕极其量只能有「揠苗助长」的片刻兴奋。在后现代诠释观的冲击下,《圣经》文本的意义不但显得既多元又不确定,历史传统与神学诠释亦一再被贬为早已被淘汰的前现代观点。讲道(或所谓的「真理宣讲」)最终则沦为只有相对意义与价值的个人宣讲或团体宣信而已*3。
  
  教会讲坛对后现代思潮的回应并不是几篇文章、几本手册或几个研讨会就可以从容应付的事,而是涉及一个大时代挑战的教会装备。即是说,今日的讲坛乃是昨日装备的成果。扎根永恒圣道应该是教牧在神学训练时就必须奠下的稳固基础。这不仅是《圣经》神学,更是包括历史神学、实践神学、教牧神学及系统神学等的全副装备。因为只有严谨及全科的训练,年青的传道人方能清楚看见上帝的灵在历世历代的工作,才可确实听见 的道在新世纪仍然说话。也只有这样,讲坛的宣讲才能够带福音的信念、真理的权威与救赎的能力。
  
  注:
  
  1.参Margaret Rose, The Postmodern and the Post-Industrial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1),第三至二十页。
  2.Jacques Derrida, Writing and Diffence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78), pp.279 ff.
  3.参拙作,「文本与意义──后现代文化中的神学诠释学」,收于《中国神学研究院期刊》,第二十七期,一九九九年七月,第十一至三十九页。


上网时间: 2004-05-07 
来 源: 基督教神学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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