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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什么?我不知道!
作者: 吴子平 [信仰之门/www.GODoor.net]    



  丧失的良心
  一直以来,我都喜欢与大学生有多方面的沟通交流,我喜欢他们的单纯,他们的直率和他们批判的态度。譬如,大学生对于社会的服务心态,可以是很强烈的。他们不一定有什么固定的对象,或是什么样的社会社区服务,他们可以觉得自己对社会有则无限的责任。他们可以不辞劳苦、不计代价,到荒山野岭去帮助有需要的人,或者,为社会某一个群体发起募捐运动。他们自觉有责任维护社会正义,虽然他们对这种天任没有相称的能力、权力、足够的经验和知识,可以纠正或者更新改进现有的情况,他们却常常立志,要联络志同道合的朋友,要在将来的社会上形成一股清流,实践青年时代的理想。台湾台大哲学系教授傅佩荣博士认为,这种理想责任基本上是一个理念为其目标,大学生是以理念为对象,因此凡是合乎此理念的具体事例,他们皆自觉及自愿为它负起责任。
  然而,我开始担心,这样的情况将要渐渐的改变了。最近,我和一批学生交谈,大学要读什么?毕业后要做什么?你自己希望成就什么?其实,从他们茫然的眼神中就有了共同的答案,“要什么?我不知道!最好是能够尽快的富裕起来,那大概是最重要的吧!”,今天的选课,必须是与日后的薪金挂勾,什么是生命的自我提升,生活的丰富都可能变成是无稽之谈了。我的感慨是,今天的青年人,大学生,大多已经无法在这个超快速蜕变的社会里认识自己,更枉说要他们掌握大时代的巨轮,甚至,丧失了做为一个社会的良心的资格。什么时候开始,大学生崇高的理念变样了?
  
  只有职业关怀呼?
  一位著名的美国学者何维洛女士 H.L.Horowitz在她的著作里这么说﹕「校园生活﹕从十八世纪末期到现在的大学生文化」中指出,美国过去两百年中,槊造“逸乐取向”、“务实取向”和“抗议取向”了三种不同的次文化;
  “逸乐取向”首先出现于1800年,由于求学不过是许多富裕家庭的孩子追求名牌的雷同心理,因此,他们就无法接受抗拒学院的严格要求,转而变成冲突。据说,当时的普林斯顿大学差点因此被迫关门、耶鲁大学的一位讲师因此丢了性命,事情平息之后,这些人就自成一派,反学术、反知识,专务与交友、娱乐、业余运动等一切与求学问无关的事。
  “务实取向”则就出现在当时家庭较为贫困的学生身上,为了能够挤入当时的中阶产社会,他们就显得比较奋斗,成绩优良,然而,他们却表现出过多的职业关怀和现实心态。
  “抗议取向”在廿世纪现代化浪潮的影响之下,这些学生对任何事情,包括对政治、社会和文化上都保持一种批判的态度。学者何维洛女士认为这样的态度有时是出于理想主义的高度标准,有时不过是一种不满的年轻情绪。
  到了今天,何维洛女士认为三个文化已经混融成为一,它们之间没有鲜明的差异分界,剩下的唯一痕迹可以从两方面来了解,一、过多的职业关怀;二、过少的学术热诚。明显的,这似乎就是我们国家的教育趋向,或许,说得更严重些,我们的教育趋向都是职业关怀。
  
  人的尊严
  对于这样的情况,我们需要留意它的根源;我们应该要问,我们的大学生,为什么充斥着这种职业关怀的心态?要归咎于还是我们的学校或教师?还是我们的教育制度?还是我们的社会环境?或是我们的经济政策?
  个人的看法是,无论国家的经济政策为何?教育的基本理念和原则都必须坚守到底的。什么教育的基本理念?教育的最基本理念是全人的,我们不是在制造机械,也不是在生产什么工具;因此,教育除了在帮助人学习一技之长以外,教育乃是在培育一位有血有肉、有思想、有感情的人,这是一种有关生命、关乎“意义”的事情;这也就形成了教育的基本原则,就是人的尊严!无论那个人的智商有多么低或高,无论那个人对这个社会可以成就多少,我们所给予他最基本的尊重,都不应该受到动摇。
  关于这点,个人有两项观察和观点,倘若在拜金主义的影子下来建立教育体系或聘请教师,却没有更严谨的鉴定和尊重的培育,我们所烙出来模印,就已经是落定了。“严谨的鉴定”是指我们的校长、教师的素质,是不是一再的被确定是最适当的人选,教师的缺乏万不能接受为教师失职的理由。虽然我不认为现有的薪酬已经很高,但是,更高的薪酬不是应该建立在更高的使命上吗?我的意见是,我们敢于重金聘勇夫,也必须有破釜沉舟的更正心态~不适合的人选就必须调换,必要时甚至要铲除屏弃。
  
  献身精神
  如果说“献身精神”是纯属于人格、品德、生命质素、信仰信念的部分,那么,它就不可以被安置在一个与物质成就同等类的来处理。它应该是属于人崇高生命之所以存在的绝对基础范畴。因为这两样不同等被浑浊以后,献身精神很快就会沦落成物质成就的一部分,或者成为物质成就的一种新的手段。倘若,我们把物质成就比喻成是一种成果,而“献身精神”是人尊贵崇高的基础;那么,我们怎么可以把基础的事与成果同等之。只有当我们开始了解它们之间是决然不同的,我们才可以把问题看得更清楚。因为,不同的道德基础,都可能获得同样或者更高的物质成就,当然,不正确的道德基础,只是把我们多年基业建立在沙土上罢。
  因此,当我们开始注意“献身精神”时,我们不能重蹈复辙。我们需要把发展的尤先次序、和对基础做清楚的自省。我们要问,是什么基础能够使我们在这样的世界里,更巩固长久?这可能需要一些时间,我们宁可退一步、慢一点的来发展,以便有平衡整全的生命建立,而不愿意操之过急,以致我们的努力成为徒然。
  我感同台湾傅佩荣教授的看法,教育不能立竿见影,一旦教育形成某种格式,定下了人民的素质,往往也让人徒呼负负。或者使我们的下一代陷入升学和文凭主义,内里更鼓励功利主义和反智主义,对予这种牢不可破的僵化局面,不标本兼治,前面的路将会更坎坷难行。
  


上网时间: 2003-09-15 
来 源: 纽约国际神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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