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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神圣化的期待
作者: 世宾 [信仰之门/www.GODoor.net]    



  当我目睹日常叙事和类似于脑筋急转弯的“写作艺术”统率诗歌写作,并成为一种普遍的写作技法和写作方向时,我便知道,这个时代,连一个诗人的最后情感也被彻底“解构”了。没有人再相信自身的真诚,相信他们对世界的爱,就连他们对自己曾经历过的事物的爱与恨也被瞬间的无关痛痒的“细节”取代了,诗歌已不是我们诚挚感情的载体,它变成了与酒翁毫无差别的技艺练习。

  写作,实质上就是在唤醒人的内心,就是个体对整体回归的寻求,无论人如何活着,活到何种境地,都必须保持必要的良知、怜悯、羞耻和爱,并以此面对自身和周遭人们的生存,用自己的心说话,向世界说出自己内心的喜悦、忧伤和愤怒。在此时,人类的灵魂和肉体的确已被分离,个体与整体的联系的确已命若游丝,但是,诗歌作为人类生活的一盏明灯,它不能与现实同流合污,它必须以它的精神强度,照亮人的生存,在现实的基础上在另一个更高的向度上建立一个新世界。“再神圣化”写作便是在这一理想下提出的。

“再神圣化”一词来自斯宾诺沙,它的含义就是重新愿意从“永恒的方面”看待人或者从中世纪基督教的统一的概念中来看待人。在中国诗歌写作至当今这种状况,日常主义写作的泛滥;不负责任的言行四处喧哗;不去专注人在当下生存困难处境下的抗争、不屈和不可磨灭的良知,而沉溺于华而不实的词语垒叠、不着边际的语言游戏。在这种状况下,明确地提出诗歌的“再神圣化”是十分必要的。诗人这项桂冠不能献给专事投机取巧、视野狭隘的码字匠或偷窥者,更不能献给心胸狭小的占山为王的草寇。“再神圣化”对诗人和诗歌的期待就是在完成一个完整的人的概念上,在当下生活和写作上的努力和艰难的展开。

为人的完整性写作

  现代文明之后,人的完整性就不再自我呈现。理性主义和科学主义的发展,使人从人神结合的西方力量美学和天人合一的东方和谐美学中扯拉出来,人忽然发现自己一无是处,达尔文和弗洛依德彻底否认了人是神所生的儿子;受尽污染和破坏的大自然也向东方人关闭了通向超凡脱俗的大门。东西方忽然发现大家面临着相同的困境,古典的家园已不再在现实中存在,人与世界已失去了联系,人与体整分离使人陷入了孤独无助的境地。这一发现,使人一下子没了主意,人类陷入了迷惘、挣扎、沉沦和疯狂之中,这就是在尼采宣布上帝已死的不久,福科便宣告人也死了。

  这是西方哲学发展的线索,也是东方面临的现实。由于通讯,交通工具、互联网络和全球的商业化,使古典时期东西方因自然的隔绝而形成的不同价值观念和审美趣味,在现代的技术面前逐渐被抹平;资源共享和全球化的文化、政治、经济生活的互动,使东西方在现代之后便面临着共同的问题(当然局部的差异在一定时间内还必然存在):那就是人的完整性缺失的问题。人的存在已不能自显,它必须通过证明,通过行为和思想来印证。可以说,整个现代主义文艺思潮,都是在找求回到人的完整性的努力,就像亚当在找寻他遗失在世间的肋骨。那根肋骨的确是从他身上取出的,但已不知遗失在哪里,这就是现代生活中人类的困惑、迷惘和疯狂的根源。上帝和自然消失之后,人悲惨的遭遇便开始挤逼人的一生,这是任何一个现代人无法逃脱的劫数。

  在这个背景下,为人的完整性写作便成了整个现代的写作理想。在这里,完整性包涵二个层面的意思:①回到人自身,使灵魂和肉体达到和谐的统一,警惕物化、异经对人的侵蚀。②它怀着一个隐秘的渴望,就是人不再孤零零地散落在这被喧哗和各种欲望淹没了的人间,而是回到世界的整体中。诗人的工作,就是“印证人类无论作为个体还是整体依然活着”(黄以明《拆迁的轰鸣》)的努力。社会学家希尔斯(Edward Shils)对每个时代存在的一些具有使命感的人这样描述:“每个社会中……都有一些人对于神圣的事物具有非比寻常的敏感,对于他们宇宙的本质,对于掌理他们社会的规范具有非凡的反省力。在每个社会中都有少数人比周遭的寻常伙伴更探寻、更企求不限于日常生活当下的具体情境,希望经常接触到更广泛、在时空上更具久远意义的象征。”具有“穿越当下具体经验之屏障的这种内在需求……”(希尔斯《知识分子与权势:比较分析的一些角度》)。希尔斯的论断完全适合诗人所必须承担的社会职责和他必然要具备的精神气度。这气度是他自身的也是时代所希望的。

  为人的完整性写作,就是要求诗人在观察一个人的时候,必须看到神圣的、永恒的、象征的意义以及个体心灵为体验、获得神圣性(良知、尊严、爱)在当下背景下的艰难和苦痛;而不是去抱住表象的生活、具体的经验,去沉绵于日常片断、事件和在处理这些事件过程呈露出来的意味,去肯定为应合世俗事务所采取的短暂的、具体的、庸俗化的谋生策略。然而当前有许多诗人完全放弃了对人的完整性发现的努力。他们更信往被日常生活、日常欲望所培养起来的情感、价值观和认知方式。美国心理学家马斯洛(A.H.Maslow1908-1970)在概括青年人的心理症状时,他说:“当今一些青年人有一种非常重要的防卫机制,也就是去神圣化防卫机制。这些青年怀疑价值与美德的可能性,他们觉得自己在生活中受了欺骗或挫折。”他在《引向自我实现的种种行为》一文举了一些例子,与当今中国诗坛一些诗人的心理症状十分吻合,其中一个例子是谈到“性”的,他说:“这些青少年已经使性‘去神圣化’。性无所谓,它是自然的事。”他的意思就是“年青人把性弄得过于自然,使它在许多场合已失去诗意,也就是说,性已失去几乎一切含义。”他们已不习惯从一切大写的意义上看待人和事物。而完整性的期待就是要去除这种心理学所称谓的“去神圣化机制”,从表象的幻象回到人本身的神圣、永恒的一面上来。

矛盾性的人更值得信任

  为人的完整性写作,在这一理念下写作、生活,诗人会立即发现要这样做困难重重。进入现代社会之后,人与世界的整体已经分离,社会生活与美学意义的诗性世界已不在同一个层面上,而诗人又是生活在现实社会里,而内心却在渴求那个诗性世界,因此,他的尴尬便显而易见。

  但正因为追求完整性的艰难,所以具有矛盾性的人更值得信任。这是一个诗学问题,也是一个社会生活问题。诗人们一方面无法放弃世俗生活,他必须为他的时代、族性,最终为他自己的肉身在这个世界的存在,而置身于无可逃遁的日常,另一方面,他保存了人类必要的梦理、渴望和永不妥协的精神,这两种状态在任何一个优秀的青年身上都不同程度地存在着,这就构成了人的矛盾性。从人道主义角度,人有权选择任何他愿意选择的生存方式,但作为诗人,作为人类的良心和警醒面,他就必须承担起责任,他的生活和诗歌必须有理想主义的光芒。必须声明,本文是献给这个时代严肃的艺术家而非普通的大众。基于这点,我不必讳言在文艺美学中不可或缺的理想色彩。只有守住这份理想色彩,才能使人的完整性呈现出来。

  当下的社会生活,物质已成为衡量“生存真理”的唯一标准,各种谎言在精美的包装下肆意横行,人们为生存、生活放下尊严和良知,而民间偶尔的骚动也仅是为混碗饭吃的揭竿起义。从人道角度,这无可非议。当今的诗人们事实也深陷这种生存困境之中。我深知他们陷入这种尴尬局面言说的艰难;我深知他们为柴米油盐,为儿女的学费和妻儿的住房伤透了脑筋。但诗人必须从这种境况中抽身出来,诗人的责任并不是为某一集团伸冤,或为他们的生存涂脂抹粉。那是政治领导、记者、律师干的责职,诗人必须为更高的律令发出声音。

  诗人的声音,可能与诗人的现实生存有些微的矛盾,这并不可怕。作为人,作为一个在平凡世界生存的人他顾及的事情实在太多,这是导致我们怯懦的根源,但这千万不要成为我们非一致性的籍口。一个诗人必须对一致性,即他的声音和生活的一致性怀着深深的期待。这种一致性是因为精神性的提升,而逐渐渗透到现实的生存中,并最终达到心灵与现实生活的同一。但我清楚,这是难的,它要求一个诗人必须用一生的努力。

  在当下,基于人性怯懦的一面,我对矛盾性的人是信任的,但我也看到另一种一致性的人,那就是彻底被物化或被功利欲望支配的人,这是些自甘平庸、麻木、甚至残忍的人,他们以种种借口,在日常中实践着他们的行为,这是可悲的。法兰克福学派的阿多诺在二次大战后,提出一个很著名的诗学观点,就是“奥斯威辛之后,诗歌是野蛮的”,他指的是一个美好、和谐的世界已在炮火中破坏殆尽了,诗人无视这种生存现实不加批判地歌唱,便是对美的践踏。世界的伤口在已进入另一个世纪的今日,还远未修复,外部世界和人心内部遍布废墟。贪婪、残酷、怯懦和物质化的欲望一直折磨着我们,像米兰•昆德拉所说的“眩晕”的欲望一样,人总是有一种向下堕的冲动,它使人感到和风拂面,不需有任何抵抗和自我克制。这是人不断弱化的过程。

因丰盈而写作

  但人的神圣性这一面肯定是存在的,它存留在人类那些有责任感和具有挣脱日常规范力量的个体心灵之中,他们能在现实生存之上打开另一个空间,为生存和写作提供一个新的向度。这就是本节要提出的另一个诗人的写作动机,或者说一个更高层的写作动力,即是“因丰盈而写作”。过去我们一直提“愤怒出诗人”;“国家不幸诗家幸”。这都是对于不满、挫折、痛苦而写作的动机的描述。诗人的这种情绪是因为内外的矛盾所引起的反应,这也是人的矛盾性的根源。中外许多诗人、作家都是以此为写作原动力的。然而有一种更高的写作动力,即当诗人处理内外问题能达到一致时,来自诗人内心的丰盈——他自满自足的内心世界便能自由地对世界发言。

  贫乏的内心是无法产生诗的,真正的诗歌必然产生于丰富的心灵。我把愤怒和丰盈同视为都是产生于丰富的心灵,前者可以视为对神圣性在当下生活的寻求的结果,后者可以视为对当下生活神圣性的默认和体验的结果,但它首先必须经过批判,没有批判就不可能有对丰盈的抵达。我更提倡丰盈的写作,这是基于我对人的完整性的追求和信任。我相信这世界有丰盈的心灵。作为个体的心灵,它可以不与外部对抗,而事实它与外部世界融在一起,与世界的整体融在一起。丰盈的心灵充满宁静、厚实感,它与天空、大地、人群和无数的生活细节,甚至与生命中无法逃避的黑暗友好地相处,就像圣卢西亚诗人德里克•沃尔科特(Derek lcott)在《黑八月》一诗中所说的:“我已学会爱黑暗日子同光明的日子一样,/爱黑的雨白的山,而从前/我只爱我的幸福和你。”因内心的丰盈,诗人的诗歌世界变得十分坚定,任何我们称为“黑暗”的事物都无法对诗人构成威胁。丰盈的心灵能吸纳外界一切瞬息万变的信息,并做出很好的断判。丰盈的心灵,它敏感、开阔,能随时随地接纳身外的悸动,满怀欣喜地在一个朴素的环境中体验,言说,写作,而这又是在他经历了人生的风暴之后的沉静。我把这种体验与一生生长在田野的农民的平静体验区分开来,前者我称为“知的宁静”,后者我称为“无知的宁静”。在“知的宁静”的心灵下产生的诗歌,它肯定是清澈、丰满,充满着明亮的。波南诗人、1980年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斯拉夫•米沃什(zeslaw Milosz)晚年写作的《天赋》一诗可算这方面的代表:“日子过得多么舒畅。/震雾早早消散,我在园中劳动。/成群蜂鸟流连在金银花丛。/人世间我再不需要别的事物。/没有任何人值得我嫉羡。/遇到什么逆运,我都把它忘在一边。/想到往日的自己也不觉得羞惭。/我一身轻快,毫无痛苦。/昂首远望,唯见湛蓝海上点点白帆。”一颗心灵,经历过苦难,抗争过,失败过,胜利过,但一切已不再重要,置身在那些简单、朴素的事物中间,就能感觉到隐隐的喜悦和无边的开阔、宁静。丰盈的心灵是没有障碍。

当下性的追求

  伟大的心灵都必须产生于当下,特别是在我们这个无宗教的民族,神的世界与我们无涉,神性的世界有时候我们无法触摸,但通往人的完整性的道路,却从来没有向我们关闭。人可以在自己的现实世界通过认识、抗争,直到自我实现。事实上,诗歌是没有进化论的,只有保持和随时代变化的创新:保持的就是诗性中永远不能或缺的良知、尊严和存在感;创新的是因背景不同,诗性产生的方式不同而形成的新的形式和语言。浪漫主义时代,诗人像夜莺一样歌唱大自然,歌唱爱情和为一切自由而战的骑士精神,便是最高的美学;而经由工业文明和现代主义思潮的洗礼以及经历了一、二次大战之后,人的灵魂世界与肉体世界产生了分裂,个体与人类整体失去了联系,在现实的生存背景下,如果艺术失去批判精神,美也就无法产生,另一个区别于现实的诗性世界便无法出现。

  必须强调,任何与现实合谋的诗学都是可疑的。但诗歌必须与当下结合,与人实实在在的生活结合,这一点无可致疑。那么,诗意如何在此产生而不是丧失?这不能靠一厢情愿的附着,或装模做样的挖掘,也就是说,诗意不能够靠与他们被日常培养起来的情感或“掌理他们社会的规范”结合来实现,它必须通过对现实生存的批判,必须在现实世界之外重新建立另一个世界,保持一种具有神圣性的精神在现实中生活、写作,并最终达到对完整性的发现和丰盈的体验。关于当下性的论述,还涉及一个人的本体的问题。政治、知识、表象化生活都对诗人本体的呈现构成威胁,任何沉溺于现实生活的写作都会使诗人受某些非本体的价值道德因素引向歧途。在这里重提当下性写作是十分有必要的,由于过去的政治因素和稍微松绑之后的得意忘形,使中国诗人一直对本体的体认能力低下不堪。本体的缺失使诗人作家展现的当下生存比时间消失得更快,更早地模糊不清。文革时期有关热火朝天的劳动生活的作品就不用说了,当前关于“肉体在场”的诗学写作也是同样是本体缺席的写作。从来——在像动物一样呼吸的每时每刻,无论高尚,或卑劣,“肉体”都是“在场”的,这一单方面的在场,还不能构成整体性的呈现;只有“肉体”和“灵魂”同时“在场”,整体才会呈现。可以这样概括:诗人必须怀抱整个人类,与人类的苦难和欢乐一起,他所触摸的事物,他坐的椅子,他喝水的杯和呼吸的空气中,都是诗。当下性就体现在他与他生活的周边的事物的关系,他依靠本体发言。当下性的追求,就是狄尔泰所说的:“最高的诗意就是在现实的基础上建立一个新世界。”

                              2001年2月26日 初稿
                              2002年6月10日 定稿



上网时间: 2003-06-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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