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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音与中华(三):明代天主教在中国
作者: 杨爱程 [信仰之门/www.GODoor.net]    



  天主教和景教在元末明初的大动乱中消声匿迹之后,又过了将近二百年的时间,才有天主教宣教士再次尝试去中国宣教。
  在十五、十六世纪,欧洲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过去,欧洲无论在工商业还是文化教育上,都落后于中国。但从十五世纪开始,欧洲在新兴手工业和海外贸易的带动下,经济文化开始蓬勃发展。西班牙、葡萄牙和意大利的航海家,先后到达印度和美洲,并成功地完成环球航行,这使他们在贸易以及开拓海外殖民地方面占了先机。发端自意大利的「文艺复兴」运动,带动了欧洲学术文化的空前繁荣。当时的欧洲文明正是一派欣欣向荣的局面,并随着他们的远洋商队、探险队、海外殖民者和宣教士,把欧洲的科技、文化和宗教带到了全世界。
  葡萄牙人率先绕过非洲南端的「好望角」,开通了从欧洲到印度的航道。接着,他们进而通过马六夹海峡,开通了到达中国的航道。在十六世纪初期,他们已经常常在中国南方的港口出现。但当时的中国政府不欢迎任何外来访客,凡来往外人一律驱逐。可是,不久之后,大约是1553年前后,葡萄牙商人运用贿赂手段,使当地政府准许他们在澳门上岸「晾晒货物」。然而,从1557年开始,他们进一步在澳门建造住宅,长期居留。从此,澳门成了欧洲商人和传教士进入中国内地的跳板。
  天主教宣教士紧跟着欧洲商人和探险家的脚步,来到中国南方口岸。耶稣会修士沙勿略(Francis Xavier)于1542年到达果阿(Goa),他抱定心志要把天主教传遍整个东亚地区。1549年,他赴日本开展宣教工作。在那里,他了解到日本文化的源头在中国,更加强了他去中国宣教的热心。他甚至认为,假如中国归向天主教,日本就必定会追随其后,成为天主的子民。1551年,沙勿略返回果阿,和他的一些朋友和同工准备去中国的行程。1552年,他从印度出发去中国,并且找到一位受过天主教教育的中国人随行担任翻译。他到达中国外海的一个称为上川(音译,Shang Ch’uan)的岛屿之后,就开始招集一些当地青少年,教导他们天主教的基本教义。可惜的是,就在他想方设法准备进入中国内地的时候,却患上重病,并且不久便去世了,使他向中国人传教的大计划功亏一篑。
  十六世纪下半叶,葡萄牙人在澳门建立了永久性据点。与此同时,西班牙也在菲律宾发展他们的势力。这其间,曾有一些天主教宣教士试图从菲律宾或者澳门进入中国,但都不成功。直到意大利耶稣会修士罗明坚(Michael Roggierius)于1579年奉命来到澳门之后,情况纔发生了重大的转变。他一到达,就开始学习中国的「官话」(Mandarin),而不是澳门当地的方言-广东话。因为,他已经了解到,要去中国内地宣教,不学好这种中国的儒生和全国官员所通用的语言是不行的。
  罗明坚多次试图进入内地,但除了短暂地访问过几次广州之外,他的努力在明朝闭关锁国政策面前,一次又一次地碰了壁。同时,他在学习汉语上,也遇到了巨大的困难。他甚至找不到一位愿意教他中文的老师。据说由于他在遭遇到许多挫折之余,有一次站在窗前,面对中国大陆,悲痛地喊着说:「岩石啊,岩石,你何时纔能开启呢?!」
  果然,「岩石」终于开启了。1583年,又有两位耶稣会修士来到澳门,作罗明坚的同工。其中的一位,就是大名鼎鼎的利玛窦(Matteo Ricci)。正是由于他的工作,纔使天主教在中国的宣教事业真正开创了一个新的时代。
  
  利玛窦的宣教活动
  
  利玛窦(Matteo Ricci) 于1552年出生于意大利的马奇拉达市(Macerata)一个贵族家庭。他自幼就是一个聪颖过人的学生。他父亲要他去罗马学习法学,准备将来作律师,然而他却加入了耶稣会,作了修士,并决心去海外宣教。他于1577年被差遣赴远东地区,于1582年到达澳门。一到那里,他便立刻开始学习中国官话(国语)。
  就在他到达澳门的第二年,他和罗明坚(Michael Ruggerius)一起在广东肇庆市找到了一个固定的立足点。虽然明朝对外国人入住内地的限制仍未放松,但是由于罗明坚曾为当地官员处理涉外事务做翻译,深得赏识,因而特许他在城内居住。他们最初虽然没有隐瞒自己的信仰,但也没有公开他们的宣教意图,祇是说他们对中华文明仰慕已久,因而来此学习中国的典章文化。他们带来了世界地图,向来访者指出欧洲的国家在那里,有时也送一些钟表之类的小礼品,以吸引人们的好奇心。等他们认识了一些当地儒生和官员后,便进一步和他们探讨学问,并向他们介绍西方的学术文化,这样慢慢地把话题引到宗教信仰方面来。
  在这里,利玛窦继续学习中文,并深入研究中国的经典著作。不到一年,他已经把四书译成了拉丁文。他研究中国典籍的目的,就是想多多了解中国人的思想和信仰,以便寻找一个向中国人传教的适当切入点。
  有趣的是,他们开始以为中国的和尚和他们自己在西方的身份相当,都是职业宗教人士、僧侣,都不结婚,所以在初次进入内地时,特意穿上袈裟,剔了光头,装扮成和尚的模样。后来纔发现,和尚在当时中国社会的地位并不是很高的,反而是儒生在社会上享有更高的地位,进可为官为宦,管理国家和地方政务;退则成为绅士,仍然是一乡一镇的领袖人物。于是,他们便脱下袈裟,改穿当时儒生的服饰,以便赢得民众的尊敬和儒生、官吏的接纳。
  他们的这一宣教策略是植根于耶稣会,甚至整个天主教的传统之中的。自从第三世纪康士坦丁把天主教尊为罗马帝国国教,并强制国民改信该教以来,天主教就处处以上层统治者为主要着力点,力促一国一族自上而下地改变信仰,归入教皇的名下。罗明坚和利玛窦争取儒生认同的目的,就是因为看到他们掌握着通往高层统治阶级的钥匙,祇有靠着他们,纔能一步步地向上攀登,最终接近中国的皇室。而一旦使皇室了解了天主教的信仰,就有可能逐渐感化他们,并从他们中间产生出中国的「康士坦丁大帝」来。这不仅仅是他们的如意算盘,他们也为达成那个看似遥远的目的而做出了不懈的努力,并取得了相当的成功。
  在他们结识的一些官员帮助下,他们于1585年去内地旅行,并一度到达杭州。1588年,罗明坚返回欧洲,不久即去世,中国的宣教工作便完全由利玛窦负责。第二年,他和他的同事被逐出肇庆,但他们又在潮州建立了据点。他于1594年进一步深入内地,一直到了南京,但不幸被逐,却在江西省的南昌落下脚。1599年,利玛窦首次进入北京,但未能找到落脚点,祇好回到南方,在南京找到了住处。在那里,他认识了几位真正对天主教教义感兴趣的儒生,其中就有中国天主教史上举足轻重的人物-徐光启(Paul Hsu)。徐光启全家信奉天主教之后,对他家乡的普通群众产生了很大影响,而他的故乡徐家汇也就成了天主教在中国的最古老、势力最大的根据地。
  1601年,利玛窦的长期努力有了结果-他终于成功地进入北京,并被准许居留下来。由于他对中国和西方学术文化的广博知识以及他对中华文明所表现的认同和敬仰,他很快就成了京城里儒生和大小官员最喜欢结交的人物。据说有很多儒生,其中甚至有翰林学士,都改奉天主教了。1610年,在徐光启的大力协助下,耶稣会修士们又在上海建立了新的宣教据点。然而,也就是在这一年,利玛窦在北京病逝,并被埋葬在皇城内某个太监家的后院里。
  利氏虽然死了,生前甚至未能见到中国的皇帝-他心目中的「东方康士坦丁大帝」,但他对天主教在中国的影响是极其巨大的。他开辟的宣教工场,他所推行的宣教策略,以及他对中国文化所作的研究和解析,都成了后来的宣教工作不可缺少的资源和指引。他和徐光启等人所翻译的大量西方科技、数学、地理、水利、工程和人文学术方面的文献,也给中国的知识界带来了新知识、新思想和新方法,直接或间接地促进了中国学术文化的进步。对与天主教来讲,最重要的是利玛窦为其宣教事业打开了通往中国内地,通往明朝首都北京的门户,直接造就了第一代中国信徒,并建立了潮州、南昌、南京、上海和北京的永久性宣教据点。他的功劳应该说是非常了不起的。
  
  明末清初的天主教宣教活动
  
  利玛窦(Matteo Ricci)于1610年在北京去世之后,耶稣会的宣教工作并未因此而受到任何影响,罗马教廷委任另一位在华宣教的耶稣会修士,来自意大利西西里地区的洛拔蒂(Nicolo Logobardi)接替利玛窦的职务。从1610年到1613年间,又有六位耶稣会传教士被差派来华。1615年,来自法国的耶稣会修士金尼阁(Nicholas Trigault)从中国返回欧洲,向各天主教国家的王室贵族宣传他们在远东地区的辉煌成就,取得了一笔固定的资助,使耶稣会在中国的宣教事业有了财政上的保障。
  在1606年,因着利玛窦的推荐,熊三拔(Sabbatino de Ursis)被派来华,协助主管天文历算的「钦天监」修订朝廷的历法。此事并未因利玛窦的去世而发生变化,反而更因西欧历算的精确,加上徐光启等人的大力保举而受到明廷的器重,于1611年委派熊三拔主持历法的修订。从这时起,直到1644年清军入关建立满清皇朝为止,除了1616年至1622年间因范礼安(Alphonsus Vagnoni)被礼部怀疑与「白莲教」之乱有牵连而招致对天主教的短暂逼迫之外,耶稣会在中国的宣教事业保持了不断壮大的态势。
  在这期间,也有西班牙和葡萄牙的天主教宣教士,特别是方济格会(Franciscans)和多明我会(Dominicans)修士,多次从菲律宾经由澳门等地进入中国内地,但很少有像耶稣会那样成功建立永久性居点的例子。
  从1620至1629年,又有十九位耶稣会宣教士来到中国,使天主教在中国各地都建立起了宣教的根据地,甚至远在内陆的西安府都有了天主教教会。就在这时,熊三拔于1620年去世后,邓玉函(Joannes Terrentius)接替他的职位。可惜,这位意大利天文学家伽利略(Galileo)的朋友未能为中国的天文历算作出太大的贡献。他在接掌「钦天监」后不久便谢世,由汤若望(John Adam Schall von Bell)接替他的工作,同时也成为天主教宣教士中最有威望的领袖人物。
  这些耶稣会宣教士的工作是卓然有成的。据史家记载,明朝末期中国的天主教信众人数大幅增加,单是在明朝宫廷内就达到540之众,其中包括后妃、皇族、宦官和王公大臣。此外,他翻译介绍的西方科技和学术著作,也使中国知识分子接触到了当时西欧最先进的学术文化和科学成就。例如,除了利玛窦和徐光启等人的著作和译作外,熊三拔着有【泰西水法】六卷,后由徐光启收入【农政全书】;金尼阁所著【奇器图说】,由王征翻译成中文;邓玉函编着【崇祯历书】100卷,后来收入清朝编纂的【四库全书】,改名为【新法算书】;汤若望编着的【古今交食考】、【浑天仪说】、【西洋测日历】、【远镜说】、【测食说】、【西洋新历法书】等等,对于丰富中国知识分子的思想观念,促进中国科技和学术文化的进步,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清军入关之后,在那场改朝换代的大动荡中,天主教的势力虽然难免遭受一些冲击,却没有像景教在唐末或元末那样遭遇到灭顶之灾。相反,随着清朝统治地位的确立和稳固,耶稣会在华宣教工作很快便恢复起来,并且继续成长。汤若望虽然曾帮助明廷铸造铁炮,用以抗拒清军,清廷似乎并不怪罪他,顺治皇帝还延用明朝的做法,让他仍旧主持「钦天监」天文历法的修订工作。后来,为了表示对其工作的赏识和对其学术成就的推崇,顺治皇帝给汤若望和他远在意大利的父母都封了爵位,而且在皇宫里面赐予土地,以建造住宅和教堂。这次所造的教堂,便是北京城里历史最悠久的天主教教堂,至今仍完好保存的「南堂」。
(文载真理报2000年4至6月号)


上网时间: 2003-03-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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